打电话回家，母亲霹雳叭啦地诉说着这两个礼拜发生的事。
前天陪父亲到政府诊疗所例常复诊，因疫情控管人流，大门只开半边，一名护士将母亲挡下，只允许病人自己进去。母亲解释父亲耳聋目蒙，双脚无力，必须有人陪伴看诊，但护士就是不肯。七十几岁的老妈吓得心怦怦跳，来回踱步不知所措。后来遇到同来看诊的邻居，拜托她陪着父亲，问题总算解决。
昨天，父亲想出外透透气，两老便开着车到邻近的小贩中心吃晚餐。下车缓步走向餐厅时，远远看见三名警察正向一位拉下口罩的年轻人开罚单，吓得掉头就回，直说：“他们讲老人出门是salah（错）的！”结果饭也没吃，幸亏隔壁家帮忙打包。
我人在他乡，疫情以来最担心的，就是家乡两位老人家的生活起居，尤其是行管令期间，高风险群的老人家禁止外出，那每日三餐如何采买？药物吃完怎么办？万一生病该如何是好？还有治安问题，会不会又重蹈去年覆辙，被人强行入屋打抢……远在他方，却心在忐忑。
疫情之前，母亲神清气爽时，大清早起来后会步行到公园运动，再到大街打包早餐、采买食材回家；闲时看看电视、种种菜、跟邻居聊天；父亲虽已届八旬，但仍然可以开车，会载着母亲外出用餐、银行办事、诊疗所复诊、走走夜市或探访亲戚朋友。街坊邻里做了糕点会送来家里，亲戚路过会带来水果，或载他们喝茶逛街。真的有事时，伸出援手的人就在左右，倒也放心。
然而，疫情打乱了这个生活节奏。而他们面对的困境，不也是大部份乡区新村老人们的一面镜子？我家不是特例。
自80年代国家高速现代化以来，新村年轻人口外流、村屋独留老人的景象极为普遍，尤其是乡村型及城市郊区型新村，都面对严重的人口老化的问题。根据统计局的资料，马来西亚人出生率逐年下降，2019年的总生育率只有1.8，其中又以华裔人口的出生率最低。在2016年的《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变迁》研讨会中，郑乃平副教授的研究即指出，华裔人口在2015年的出生率只有1.4，比美国英国的1.7、中国欧洲的1.6及日本的1.5还低。与此同时，我国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已由2010年的140万增加至2019年的230万，学者甚至预测，至2030年时高龄人口将达14%，宣告进入高龄化社会，到2050年时将提升至24%，就正式进入高龄社会，其中华人的情况势必最为严重。
今天，马来西亚华人是世界人口老化最严重的族群之一。但在马来西亚总人口平均数的淡化下，并没有多少人看到，新村人口老化衍生的问题，也就常常被忽视。比如医疗照顾及社会支持系统的不足与脆弱，首先浮上台面。
很多人会说，照顾老人是孩子责无旁贷的责任！怎能任由老人独留空屋？但你我都知道，现实的情况总是难以圆满传统孝道。80年代马哈迪跟随国际步伐大张旗鼓推动现代化发展，用工业化推动经济成长，鼓励乡村年轻人移居城市解决贫穷问题，新村人口流失、农活后继无力；农业颓靡，年轻人也在城市成家立业、落地生根，形成了今日两代隔空牵挂的景象。
年轻人真的都任由老人家孤独终老吗？问问老人家，又有多少个愿意离开他那间堆满他一生记忆、躺在客厅懒人椅就呼噜噜酣睡的破屋？还有那个听着声音就知道谁来了、左邻右舍时不时就送来糕点茶粿、午后打发时间的大树下咖啡店……的老地方？让他们搬到城市居住，不仅硬生生切断他们的关系和记忆，也与坐牢无异。这是残酷。
于是乎，老人离不开老家，年轻人丢不掉自己的家庭、工作和关系网络，两代相隔百里却心心思念的寻常景象。
家，是一个人遮风挡雨及安顿心灵的所在，其中的安全感与归宿感，非任何一个地方能取代。这种“家”的独特情感，是人与建筑物、生活所在社区的人事和一草一木长期磨合、适应和融合之后的结晶，人文地理学者称这种人与地方依恋的感觉为“地方感”──它与房子的结构设计无关，与富裕贫穷无关，更与先进落后没有关系。而我们每一次的移动，就是一次地方感重新建立的漫长旅程，老人家不愿意，年轻人也不想。
既是如此，如何让老人家在自己熟悉的家安心生活及老去，变得非常重要。
家离不开所在的社区，家的稳定与安心与否，与社区的整体品质及能否发挥完整功能息息相关──社区不安全，家也就摇摆不定、人心浮动。一个能让老人安居孩子放心的社区，至少外在环境是安全的，生活机能是健全的，邻里关系是紧密的。
当我们老去时，没有收入，身体每况愈下，若还能幸运的行动自如，除了基本的三餐张罗和家常琐务外，我们的日常开始被病痛、看诊和药物占满，闲时有个安全的公园甩甩手走走路、和朋友聊聊天，这样状态下的自己会希望生活在怎样的社区？
步行所及就能购买到日常用品和食材、食肆及休闲场所，在缓慢行走的道路是明亮安全的，每天吸进身体的空气是清新的、喝进肚里的水是干净的，并在随时健康亮红灯时能够及时获得援助。这样的社区支持系统只要完善，没有年轻人的老人村，也能活得开心。
然而，我国大部份偏乡新村的现况，却叫人担心。我家两老，已不只一次发生紧急状况，一次买菜回来的路上被人抢劫敲破头，一次被人企图硬闯入屋，一次慌称是某政府官员欲入屋行抢，幸亏都在母亲机警防守下度过难关，或大声喊叫惊动邻里搭救。有次年迈的父亲突然晕倒，母亲联络不上住在附近的大哥，也是邻居协助紧急送院。
疫情之前，邻里间相互扶持，也彼此关照；疫情期间，人与人之间的日常互动减少，加上经济停摆导致或大或小的生活陷困，依赖人情关系撑起的支持系统也开始动摇，当大家都自顾不暇时，又有谁会理隔壁发生什么事？特别是那些社会资源薄弱的独居和重症老人，更是立竿见影。此时，制度性的社区支持系统建置及资源挹注非常重要。
面对高龄社会的难题，从来就不是个人或个别家庭的事，而是整个社会与国家的责任。像台湾，面对即将来临的高龄社会挑战，政府挹注大量资源在高龄社会研究、居家医疗计划、高龄社区支持系统建置和辅导、终身学习体系建立等等。新加坡从2009年起，就陆续推出重新雇用退休人士政策、广设社区乐龄中心等因应高龄化社会，也透过方言电视剧进行高龄政策倡导及保健教育等等。我国又做了什么准备？参考他乡之石，或许能让我们看得更远。
台湾有个例子，是让人感动的。台北市南机场忠勤里住了不少独居老人，为了照顾这群老人，里长陈宝贵设立社区厨房，提供老人免费送餐服务，让贫穷及孤苦无依的老人三餐温饱及有人关怀。
日本乡村人口老化的问题相当严重，日本政府从2000年起强制40岁以上的公民缴纳“介护保险制度费”，作为65岁退休后的照顾用途，并与民间非营利组织合作推动“老人社区照顾”计划，包括送餐服务、设立日托中心、在地赡养、到宅服务、老人自费住宅等等服务。
或许以总人口为单位的出生率和高龄人口比例让人感到放心，马来西亚是个青壮人口占70%的活力国家。但比较这几年来的人口变化，新生儿人口曲线下滑与高龄人口曲线往上升形成强烈对比，今年高龄人口占7%，正一步步走向高龄社会，我们不能再后知后觉，或掩耳盗铃。做好准备迎接高龄社会，才能让国家走得更长更远也更好。
老人四大需求：医疗、温饱、休闲与关怀，是社区支持系统的基础。政府社区诊所及医院是老人经常看病、复诊、例常检查及拿药的地方，提供固定班次的接驳交通，能解决老人没有交通工具的来往困扰；对无法到医院的行动不便、重症老人，每月例常到府看诊的医疗服务迫切需要；独居老人无人关照，非常需要志工时不时的关怀与需求了解；尤其在老人跌倒、不适等突发状况时，触手可及的求救铃快速传达到村委会、居协中心或医院，能及时抢救生命，等等等等。
比起年轻人忙于追逐事业成就与物质享受，老人对生活的要求相对简单，有时候只要一包饭两人吃，一块蛋糕分享到两口，就已经非常满足。更关键是，掂念孩子时，儿孙一把声音一通影音通话和回家能出现；心灵空虚时，有人聊聊天问候关心。如果社区有个活络的乐龄中心，让老人跳跳舞，打打气功，上上课，跟朋友聚聚，交流生活经验，从终身学习中与社会脉络接轨，促进身心灵健康，社会资源的消耗也就更少。
疫情期间，属于高风险群的新村老人在识字有限、资讯封闭及假新闻渗透的情况下，新村社区支持系统如果完善，不仅能发挥宣导正确防疫知识及安定人心的重要功能，也能快速掌握全村老人的不同需求，及时提供粮食、日常用品、药物及看诊服务。
疫情让我们看清今日新村高龄化面对的困境，也是检视社区需要、反思及建置社区支持系统的契机。这个准备今日不做好，又如何迎接充满挑战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