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利益，但是当我们的自由越多，有一群人的利益就越少。那么我们应该要以他们的利益为主，还是我们的利益为主？政治正确只是冠冕堂皇、一步步地架空我们的言论自由，还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安全？我们希望有言论自由，让我们可以自由表达，那么，你是否知道，不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是言论自由？
威权式教育的父母都会教导孩子不要对长辈或权威不顺服，顶嘴就是大逆不道。可顶嘴真的是大逆不道吗？威权式的教育可以让孩子服从和听话，但却破坏了小孩的表达能力，也破坏了双方之间的信任。当孩子叛逆的时候就是在思考大人们的言论，父母多聆听和沟通才能让彼此互相信任。我们假设政府就是我们的父母：当人民反抗政府时，代表人民开始反思政客的言论，政客多聆听人民的心声才能获得更多的爱戴。
政客的责任是服务大众，让各阶层受益，政客和社会应该要容许人民有批判的权利。由于每个人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因此并非每个人都能像政客一样条理分明去表达情绪，有些情绪化的言论都是人民的心声，就算批评过火、粗俗或者用政客的肖像恶搞也不应该受到对付。
因为政治人物掌握了媒体的目光，并且在社群网站拥有强大的粉丝团，因此绝对比一般平民有更强大的回应能力。政客甚至还可以顺应潮流，透过恶搞文化，逆向宣传自己的理念，让民众感受到政客的亲民。政客根本不需要动用法律钳制人民的言论自由。
任何人都会犯错，没有人能确保政客的决定都是正确，或者表达的都是真理。多元民主应大于政客的短暂个人名誉，在公共利益考量下，让人民民主和追求真理有助于增进全国人民的幸福。政客的名誉的牺牲并不是永久性的，除了靠掌握的资源回应之外，当人民质素逐渐提高，社会环境将会逐渐淘汰错误和粗俗的声音，并学会理性的沟通。
同时，政府应该要让人民可以自由示威和集结，让人民有情绪发泄的管道。否则，人民的情绪一直处在愤怒阶段无法表达，长久压抑的愤怒情绪将可能造成暴动。
限制言论自由也会影响对历史的观点。举例而言，513种族冲突事件，是马来西亚人民共同经历且不可磨灭的一道伤痕。虽痛，但是不应该视为禁忌课题，导致513事件的真相至今没人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将会让人失去探索真理的机会，对真理一无所知，人民无法在言论中得到知识的觉悟。有了言论自由如同获得分辨真伪的能力，真理将会越辩越明，真相会在讨论的过程中浮起。
长久以来，政府企图通过论述制造恐怖氛围来维持政权。当真相浮现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唾弃不符合标准的政客，有了言论自由，我们才可以摆脱马来西亚的恶梦，不再为政客摆布。这就是为何越极权的国家，赋予人民的言论自由就越少。
马共在马来西亚历史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马来西亚却因为反共的关系而全面禁止。政治正确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相，这并无法有效阻止马共思想渗透，反而架空讨论会让人民有两极化反应。在言论自由下，我们必须尊重学术，学术自由能让人民深入探讨、了解和分析。不管马共对错与否，都该交给后人判断。历史不该被抹灭，政府认为必须以官方正史为主，但是官方是否正确，必须依可靠的资料、真实的事例和通顺的逻辑来佐证，而不是全交由政府决定历史。政府应该让人民专心研究学术和探讨，不要让马来西亚历史出现断层，唯有正视历史才能让人民从谨慎的学术中走向进步。
苏联（俄罗斯）有个冷笑话：有个人在红场（莫斯科市中心广场）上派传单被逮捕，然而传单都只是白纸。军官愤怒的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写什么？”这个笑话很有趣，可是让我们再回看马来西亚，目前这个笑话已成真。
言论自由让你有表达的权利，也有“选择沉默的权利”。黄霑曾经在《未够不文集》发表过的《不言论的自由》中说道：“我不想讲话，可以不讲，不发表意见，就可以不发表。没有人可以迫害你。这好处，现在我们不欣赏。到失去了这好处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原来不言论的自由，也这么弥足珍贵。”
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自由是沉默的自由，也是最消极的一种抗议。当国家只能容许赞扬的声音，不容许批评，人民唯一能做的抗议是沉默，不歌颂就能避免更多人被政府蒙骗。
去年8月19日，31名马来西亚人民在独立广场举行追悼会，纪念因政府的无能而导致患上冠病身亡的死者。追悼会的过程没有任何骚动，但却遭到警方用警鸣声干扰，警方以人海包围与会者，没收他们的身分证和手机，并以暴力的方式对他们进行逮捕。当国家连哀悼的自由都没有，足以证明这个国家几乎没有自由的空间。在马来西亚，连默哀的自由也没有。
林语堂就曾经说过：“我们须明白，百姓自由，官便不自由，官自由，百姓便不自由。百姓言论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封闭报馆，百姓生命可以自由，官僚便不能自由逮捕扣留人民。所以民的自由与官的自由成正面的冲突。”
人民自由的对立是政府的自由，当人民的自由度越大，政府的自由度就越小。当人民越自由表达自己的言论，政府就越不能对人民采取行动。言论自由是国民最基本的自由，也是主宰国家思想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