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和自由，是西方的“传统价值”吗？
在英国国会还没从国王手中夺取政治权力，以及美国没有从大英帝国挣脱殖民而真正独立之前，亦即在十八世纪（1700-1799年）前，西方并没有民主自由。
当时，倡导独立、鼓吹民主自由价值的人，都是一群心怀激情而又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英文叫progressives或liberals。这些人成为了不朽的巨人，如大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亦如美国的几位国父（founding fathers）——华盛顿、杰弗逊、富兰克林、麦迪逊等。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 ）也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他远在英国苏格兰，埋头研究和写作，却预见了美国从英国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终于，美国在1776年独立，《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亦在同一年写成，是第一本系统性的解释自由市场机制和提倡国际自由贸易的巨著。
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出现这群知识分子——学者——世界不可能进步，世人不可能有今天的物质文明。西方会停留在君权神授、贵族统治、政教合一，乃至于普通平民只能任由集权者奴役的落后时代。
若然不是多得这群极具理想又富创见的西方学者，东方亦恐怕摆脱不了王朝更替和诸侯相争的历史轮回。我将在下节申述。
从1776到1976两百年间，物转星移，新时代的激进分子，是主张大政府干预市场和限制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者。
将社会主义付诸实施的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进行了一场大实验，令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
社会主义者在西方国家也蠢蠢欲动。很多时尚的年轻人和新潮的知识分子都拥抱社会主义，他们形成了新时代的progressives和liberals。
以前的liberals——真正倡导独立、鼓吹民主自由价值的人——反倒成了不知所谓的neoliberals（新自由主义者）。
原则上，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反对“个人自由”，主张“集体自由”，而后者是通过强有力的集权政府促成的。这与西方传统的民主和自由，格格不入。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将这个荒谬主义批评得体无完肤，所以当西方新潮的社会主义者自称自由主义者的时候，不仅凸显了二十一世纪的价值混乱，亦反映了人们以为国王穿着新衣。
东渡后的民主和自由
到了二十一世纪，民主和自由，也在亚洲和非洲流行。
当美国扬言退出联合国，中国则更积极的拉拢联合国里一众小国的那一张选票；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祭出单边关税大旗，中国主席习近平则到处在亚非两地宣扬多边自由贸易。
2025年，在宣传上，中国取代了美国，夺走民主和自由的神。
吊诡的是，中国人从来不曾经历什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自由，全赖从前西方列强侵略扩张、践行帝国殖民的历史因缘，才传到中国。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具备危机意识。所谓“危机就是转机”，中国和日本，在西方帝国列强侵略以前，就尝试扭转国运。结果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中国人在八国联军侵略前，就实行了洋务运动；而日本人在更早就落实了明治维新。在1895年甲午战争，清朝败给了日本。洋务运动亦随之夭折。
有危机意识不代表一定能成功。中国西化失败，皆因慈禧太后专权，沉迷宫中宴乐，任由义和团等妖孽作乱，终致北京沦陷，皇帝败逃，签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要成功改革一个家，要全家人一齐参与；要成功改革社会，则必须要全国人一起出力。全国之力由谁发动？答案就是领袖。
孟子说，一个君王如果无法称王天下，有两种原因，一种叫“不为”，一种叫“不能”。比如“挟太山以超北海”，是诚不能；然而，“为长者折枝”（折枝指的是弯腰行礼）如果都做不到，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日本和清朝长期闭关锁国，要改革国家，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当时的难度不相上下。结果，日本果然超越了北海，而中国的现代化，却随着甲午战败，延后了八十年。
两位皇帝都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决定“有为”地向西学习。但，光皇帝一人有决心，而社会上下不能一心、朝廷以至后宫都貌合神离，大家都只追求个人贪欢享乐的时候，改革社会注定失败。
时也，命也。光绪皇帝只是“有为”，然而“不能”。明治天皇不只“有为”，他还“有能”。可见领袖是否“有能”，是国家人民上下一心，一齐努力改革而成就的。
八十年后，1978年，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只用了短短三十年，就追上了西方的经济水平。来到今天，在很多先进科技上，中国也追平了西方。然而，中国追上的仅仅是经济与科技，民主和自由——“文化”——是另一回事。
时代英雄有待领袖和学者引领出现
有一句话，常常被拿来做辩论题：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
如果说时势造英雄，那谁来造时势？如果答英雄造时势，那就变成“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解问题。
或许世事真的如此微妙难解，所以我们才需要努力学习，来参透一些道理。
我认为，真英雄必然可以造时势，所造时势，又将造就其他英雄。
虽然上文说民主和自由是西方的“传统价值”，但那真的是西方人的DNA？还是时势使然？
民主和自由，意味着自己（和别人的）自由不被无理侵犯。
从古至今，西方国家都是地广人稀；而东方国家，如古代中国，人口众多而密集。这是东西方一个关键而客观的背景事实。
如果地广人稀，人跟人之间需要做出的退让就少一点。反过来说，如果人口众多而密集，人跟人之间若要好好相处，就得做出多一点妥协。所谓退让和妥协，为的是保障一个社会每个人能得到最大的自由。
东方的自由，本来就是有条件的自由；西方的自由，本来也伴随着权利和义务。是现在的人自私、自利的思想太重，误解了“自由”的意义。
上文提到的大思想家和美国国父，是由当时的时势所造就；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千古传唱的英雄人物（也变成可怜的中学生要在课本死记硬背的名字），乃是因为他们乘势而起，在那样的大时代，选择做出对的事情。
学者，负责找出真理（真理即理想），对世人道出非黑即白的真话；领袖，负责团结人民。如何团结？靠的是理想。尤其在不黑不白的时代中，带领人民，向真理靠近，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
学者不适合当领袖，因为真话是残酷的。比如对着自己的太太，虽然明知她参加选美必定落败，但还是要赞她貌美如花。
真正的学者，看见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这个痼疾、那颗毒瘤，必须坚持说真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为了讨好世人，血淋淋的真话必须经过花言巧语的润饰。一旦经过润饰，就不是真理。
学者当领袖，有两难——到底是要“坚持真理”，还是要“讨好听众”？一不小心，就迷失于润饰过的“真理”——谎言中。所以，学者必须在真理面前跪倒，然后带领世人，当“意见领袖”（即所谓KOL，key opinion leader）。
领袖不需要像学者那么坚持真理，而是要足够体察民情，充分理解现实状况。领袖的真理，不需要润饰，而是用两只脚走一趟，两只眼看一遍，两只手做一次，将全副身心投入现实生活中，然后道出一般人切身体验的“感受”。 Perception is king。
然而，如果只是要像平民百姓那样生活，只求个人吃饱睡暖，只关心自家盆满钵满，一切都是“经济、经济、还是经济”，我们根本不需要领袖（leader）。我们只是需要manager。
真正的领袖，虽然不必坚持句句说真话，但必须相信理想，然后带领世人，向真理靠近，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
这个时代的人，已经不相信“真理”，更不相信“理想”。我们是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到底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学者？希望得到一个怎样的领袖？
在诡谲的二十一世纪，时代缺乏的，正是这两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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