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年看世界杯，是2002年。当年我十岁。
犹记得当年我偶然打开报纸，看到一张占了半个版面的人物照片。我指着报纸，好奇的问爸爸那是谁。原来，那人是大卫帕甘（David Beckham，当年星洲日报这样翻译）。印像中，照片里碧咸（香港的翻译）坐在一辆车上（却是张全身照），身上披着英格兰的国旗，帅极了！由于我出生在槟城这个前海峡殖民地，对英国本来就有好感，加上爸爸三言两语的推介，天真无邪的我就这样当起了英格兰球迷。
英格兰的表现差强人意，却无阻我对足球燃起的热情。当年的爸妈崇尚“文武双全”，做孩子的除了要品学兼优，还要有优秀的运动表现。我当年还算跑得快，已被选进田径队。但妈妈把足球看作高危运动，极反对我踢足球。于是我瞒着妈妈，说服爸爸在下午放学回家过后的时间，再把我载回学校去，让我接受足球校队训练。踢着踢着，我往草场边上一看，竟然发现妈妈站在旁边，吓我一跳。她只是微微一笑，知道无法奈我如何，就让我踢下去。
由于学校没有提供专业训练，学生去踢球也只是玩玩过下瘾而已。再多几年，等我上了中学，学校提供的资源和环境更不相同，拓展了我其他方面的兴趣，我对足球的热情也消退了。
去年，我心血来潮，想重拾当年看球的乐趣，于是签了Sooka Premium两年的优惠配套，顺便为追看今年的世界杯铺路。 Sooka是Astro的串流平台，主打本地内容和各大国际体育赛事。
谁知今年5月6日，Astro宣布他们在世界杯转播权竞标失败。我在Sooka的十几个尊享运动频道上，竟完全看不到任何世界杯赛事！
殊不知同日，通讯部长法米宣布，世界杯将在国营电视台（RTM）及Unifi TV上直播。前者免费，后者则推出RM50-60的专门配套。法米说，这是为了让全国人民“以合法、包容及全面的方式”观赏赛事，并希望以运动赛事团结人民。
政府把Astro挤出去了？
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挤出效应”（Crowding out effect），指政府如果介入一项经济活动，会把私人的参与挤出。在一加一减的效应下，整体的经济大饼并没有增加，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这是因为观众虽可免费收看，但政府绝非免费播出，而是要慷纳税人的慨，用税金去购入转播权，或从某些商人及财团手上讨取赞助，促成一些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
与其不明就理的欢呼政府万岁，我们不妨冷静问问：世界杯转播权的竞标上，政府的参与是否挤走了Astro呢？
众所周知，Astro在电视娱乐行业上的竞争早就败下马来。其一，Astro的节目质量敌不过各大国际串流平台（如Netflix、HBO、Prime Video）。其二，国内盗版电视盒（TV box）猖獗。观众宁愿付钱给盗版商，因为盗版商的平台除了提供Astro的节目，还有更多元的娱乐选择，连韩国、日本的电视台都收看得到，物超所值。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马来西亚股票交易所主板上市，编号6399的Astro，净利从十年前开始逐步下滑，平均每年下滑约20%，股价亦从2012年的RM 3.00一路跌到今天的6仙，市值减逾98%。
不查不知，家喻户晓的Astro成立于1996年，今天才30岁！过去二十年，Astro一直是世界杯在马来西亚的主要转播商。今年是头一遭竞标失败。
要知道，虽然盈利连年下滑，但Astro并没有放弃竞标。 TheEdge报导指，转播2018及2022年的世界杯赛事，是造成Astro当年盈利下滑的主因。想来是因为竞标成本太高，而收益太少（包括观众频道订购费和广告收入）。
在这样的前提下，Astro说他们今年给出的标码是“合理及具竞争力的”（fair and competitive bid）。换言之，他们考虑进了前两次的惨痛经验，开出一个很低的价码。然而，竞标结果却出乎Astro管理层的意料，他们以“失望”（disappointed）来形容这次失败。
另一边厢，Astro的失望竟是很多马来西亚人的雀跃欢呼，因为转播权掉入了可免费收看的国营电视台（RTM）手上。不少人缅怀起Astro面世以前看世界杯的景况，俨然一次传统回归，垄断财团被打倒的好事。
“国家队”帮全民买单
事实并非如此。政府为播放世界杯给出的拨款，只2400万令吉（RM24 million），远远不及市场盛传的转播价2亿令吉（RM200 million）。政府没有披露实际数字，他们唯一披露的，是政府得到国内三个电讯商的赞助——Unifi、CelcomDigi，及U mobile。其中Unifi更取得了独家收费转播权。钱从何来，昭然若揭。
马来西亚的足球国家队虽然打不进世界杯，Unifi及CelcomDigi这类公司，却是有很多作为的“国家队”。它们叫做政府关联公司（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GLC），既参与私人市场竞争，股权却由政府持有。政府在某些GLC持有黄金股份（golden share）可以否决重要决策。
Unifi属马电讯（Telekom Malaysia，主板编号4863）旗下品牌，而马电讯的大股东皆是政府关联投资公司（government-linked investment companies，GLIC），其中公积金局EPF占23%，国库控股Khazanah占20%，公务员退休基金KWAP占10%。
所谓“国家队”，即指这些GLIC及由它们持有的GLC。
这种“半私不国”的公司，其财务和问责处于一个半黑不白的灰色地带——GLC经常要响应政府政策而花钱，但这些钱，并不算在政府的账面上，因此可以绕过国会监督。
另一家赞助商U mobile则是一家私人公司，但其股权极不单纯，控股股东是一家由富商陈志远（Vincent Tan）与柔佛公主东姑东雅（Tunku Tun Aminah）共同持股的公司；另，现任国家元首兼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亦持股约22%。
近年来U mobile涉及了另一场争议——政府宣布国家的5G通讯网络将从原先的“单一批发网络（Single Wholesale Network）”转向双网络。原本的单网络，由一家特别用途公司运营（即国家数位公司，DNB）。该公司的股权由财政部及三大电讯商持有（CelcomDigi、Maxis，及杨忠礼集团的Yes）。被选中去开发第二网络的，即是U mobile。
事实上，在DNB 2021年成立之初，U mobile本来就是股东之一，而马电讯本来有机会参与到DNB，但基于一些它们不愿透露的原因，最终放弃购取股份。 U mobile在取得第二网络的专营权之后就退出了DNB，后来财政部也退出了DNB。现DNB的股权全数由三大电讯商持有。
而马电讯在第二网络成立以后，即单方面宣布终止与DNB的服务协议，并宣布与U mobile签署服务协议，转用U mobile的5G网络。 DNB却抓着合约条款，不肯放人。目前政府的监管部门（MCMC）已介入调查。
无形利益有看得见的代价
这些调查可有结果？这些结果可有真相？一般民众对商业运作不感兴趣，而有投资股票的股民只关心公司股价和利息，对于经济制度的认识只如一张白纸。而大家对政商勾结的黑箱操作心知肚明，已经认定是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样的前提下，结果和真相并不重要，“开心”最重要，而这种“开心”纯粹是用物质利益换取的——国营电视台可以免费转播世界杯；马电讯的Unifi可以推出廉价的网络配套；U mobile接下来可以上市，让GLIC（如EPF）率先购入，大赚一笔，再以股息的形式，派给全民。如是一个循环，老板获利、政府获利、人民获利……全民皆利，有什么不好？
有人认为，私人企业只关注利益，对于那些对社会有益的公共事业漠不关心，所以政府必须介入提供这类服务。这种想法混淆了意图与结果——私人企业受限于竞争，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经过成本利益的考量。
另外，政府的参与也并非免费，一旦政府参与，即表示全民买单，因为政府的钱本质上是人民的钱。这是说，没有一种无形利益可以免费换取；而不管是何种无形利益，通过竞争，都会形成看得见代价。经济学看问题，永远是问这代价值不值得换取。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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