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番纷纷扰扰之后，美国十一月初的总统选举终于确定民主党的乔·拜登当选。
消息传出后，远在大西洋另一端的爱尔兰人也为此欢呼。不为什么，只因拜登是继1960年肯尼迪之后，第二个出任总统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1980年当选的里根虽然也是爱尔兰裔，但他受母亲影响，成为新教徒。
170年以前，拜登的祖先因为英格兰殖民者的政策失误造成马铃薯歉收，发生大饥荒，渡海到美国谋生，他对此毫不避讳，也以本身的爱尔兰背景为荣。当然，对当代的爱尔兰人而言，美国出了个和他们“血脉相连”的总统，或许对南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也实在没有太多的实质意义。无论如何，即使是美国“主流”的白人社群，也不会为了显示“爱国”，避而不谈祖先源自何处。承认祖先的原乡，其实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很多华人为了显示“本土化”，刻意淡化本身的籍贯，完全没必要。认同马来西亚，不表示就得和中国的一切切割，文化多元的涵义其实就在各个元素并存。更何况华裔先人南来之时，根本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存在，他们念兹在兹的是那个“普通话/国语”尚未普及的原乡。
1991年夏，考完折腾人的A水准考试，我到英格兰西部一个如诗如画的小镇 Bradford-on-Avon 打暑期工，在一家叫“陈氏杂水楼”的外卖店学做帮厨。
在那个互联网是天方夜谭，文字书写依旧珍贵有价的年代，全英国大城小镇都有地方报纸，Bradford 也不例外。
而这些地方报纸不时会刊登寻亲启事，例如“本人名为 David Green，高曾祖父于某年由 Wiltshire 的 Bradford 移居美国某某州某某镇。本人将于今年夏天到访，希望与其后人见面。联系方式为……”
这样的启事看多了，我感到好奇：美国人不都是美国人了吗？还在意英伦三岛的祖先后人？
某天午休，我如常到平日光顾的茶室喝茶看报吃 scones，如常的遇到那位健谈、戴著鸭嘴帽、喜欢发表政治伟论的老先生，于是问他：“你们会对美国人澳洲人纽西兰人加拿大人的原籍感兴趣吗？”
他那刻兴奋了，即刻谈起他家前几代人跟着帝国官员去了什么地方，在哪里当了官，有了什么成就，印度澳洲都有，后人也回来寻亲，见过面喝过酒，这很平常。
数年后，我在伦敦中华基督教会当 caretaker，就是管会堂的。某天来了个澳洲人，透过教会关系，暂住教会中心数周的样子。某天和他聊起，原来他自费到英国是为了寻根，“tracing my family tree”（追寻我的族谱），也努力联系祖先的后人。
我记得他兴奋地说：“I am getting there and soon I will know how my family ended up moving Down Under! “（我已经很接近，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我的家族为什么最终会搬迁到澳洲！）
原来这些我眼中“现代进步，成功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其实也重视“认祖归宗”这么不时髦的事。
进入联合国工作以后，我结识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和朋友。前几年在曼谷酒吧，介绍我的两个美国和加拿大朋友互相认识，他们一见面没多久居然谈起了各自祖先源自英格兰和苏格兰什么地方，目前这些族群的后裔又聚居在美加哪个州哪个省的什么地方。
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但那一刻，我忽然强烈体会到“原乡”对他们的重要，而我完全是个局外人。
很多人当作民族国家典范的美国，就算是白人社群，也有先来后到之分。两三百年以前的，无论英格兰苏格兰普鲁士荷兰或北欧，多信奉基督教新教，统称 WASP （White, Anglo Saxon and Protestants）。他们迷信这个族群自律、勤奋、守法，也是美国立国的价值核心。已故政治学家亨廷顿生前写的最后一本书《我是谁》(Who Am I？)就是表达对美国白人人口下降以后，未来能否延续 WASP 精神的忧虑。
180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工业化需要劳力，引进大量爱尔兰、意大利和波兰等相对贫穷的天主教移民。这些人虽然同样是白人，却在 WASP 确立起来的体制中遭受严重歧视，不如前者“本土”。在某个程度上就如台湾人以1945年为分水岭，划分本省与外省；又或香港那样，对改革开放后来港的新移民带着某种程度的歧视与优越感。
其实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所谓“纯种原居民”这回事。美国如此，马来西亚更不必说，“土著非土著”，不过是为了掌握政治和资源分配权力的产物。而单纯以为否定本身先祖的原乡就可以达致“国族认同”的目标，更是幼稚的想法。
我们应该做的是正视各个族群的历史文化并予以尊重，而非一厢情愿地自我否定。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返回原乡”或“认祖归宗”，但籍贯和方言本身到底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不必因为一些似是而非的政治因素刻意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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