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叙利亚内战打得正激烈。当时我在曼谷的联合国难民署负责审批庇护申请，某天接到一通机场移民局的电话，告知有数十名从叙利亚来的人要申请庇护，如果难民署不即刻前往处理，当局将在数日内全数遣返。
我一听就急了，马上知会上司，获得允准后就调动注册组的人员到机场了解情况。下来两个星期，我把其他不急的案子挪后，安排所有甄别人员到机场的拘留中心和这批人面谈。由于时间紧迫又人手不足，我也亲自处理了几位申请者的案子。
原来他们都是来自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近郊一个叫做亚尔木（Yarmouk）难民营的巴勒斯坦难民。其中一位老先生，我和他面谈之时，他已经快80岁了，亲口告诉我他在巴勒斯坦的阿卡（Akka，今以色列Acre）出生长大，1948年他还是少年，却因为以色列建国引发的战争而逃离家乡，最终一家人获有份参与那场战事的叙利亚军队护送到大马士革。
隔年联合国通过成立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数年之后老人家就由这个专责照顾巴勒斯坦难民的机构安排到亚尔木难民营，一住就超过半个世纪，一共延续了四代人，和他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曾孙。虽然没有叙利亚公民权，但老人家一家都可以安心就业上学，日子还算可以，也知道回归巴勒斯坦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岂知叙利亚发生内战，反政府的自由军（Free Syrian Army）以巴勒斯坦人非叙利亚人的理由，攻击亚尔木难民营，导致大批人外逃到周边的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老人家一家原本逃到了贝鲁特，但居住条件拥挤恶劣，又没有工作机会。后来他儿子听说可以经泰国到澳洲，于是花了大半积蓄付了大笔钱给中介安排一家人“移民”。当然，这一切都是人蛇集团的诈骗手段，老人家全家于是滞留在曼谷机场，负责接头的人从未现身。
面谈当中，老人家出示一份阿拉伯文的文件，是他已故父亲留给他的，说的时候眼中含泪。翻译的同事告诉我那是他们家在阿卡的产权，还留在那里的亲戚多年前已告知老家的房子如今住着犹太人，即使有机会回去，产权恐怕是拿不回了。
由于泰国政府不允许这批人长期滞留，下令难民署尽快处理，我和同事们在两个星期内疯狂地甄别，面谈，审批并联系上一些西方国家，获得他们首肯，启动紧急安置机制。最终几十个巴勒斯坦难民顺利被安置，总算有了个圆满的结果。
老人家当然不是我接触的第一个巴勒斯坦人。事实上，我从1990年代在伦敦生活开始就陆陆续续认识了一些巴勒斯坦人，有的是同事，有的是同学，有的是获得英国内政部庇护的难民。后来进了难民署工作，更是处理了不少个案，对巴勒斯坦问题也有相当清楚的认识。
近日以色列和控制加萨走廊的哈马斯冲突又起，向来支持巴勒斯坦的马来社会义愤填膺，完全在意料之中。虽然本国的穆斯林社会对这个议题毫不陌生，但不同的政党和组织对巴勒斯坦人的前途也有不同看法。例如首相慕尤丁日前重申马来西亚支持联合国提出的《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并存，毕竟这也是已故阿拉法特和其继任者阿巴斯的立场，但即刻引来其他人的抨击，包括诚信党主席末沙布也公开反对，批评马来西亚政府形同承认“非法”的以色列，并主张巴勒斯坦人回归的权利，由他们决定那片土地的未来。
我必须承认，由于自己曾经接触过不少失去家园和产权的巴勒斯坦人，明白几代人流离失所的悲痛，因此完全能够理解他们对回归巴勒斯坦的渴望，也不认同以色列当局的做法。但就以色列素来的鹰派姿态，以及美国强硬的立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可说是铁树开花。
这是很讽刺的，毕竟世上没有一个比犹太人更渴望回归祖国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却否定他人回归先祖家园的权利。
无论如何，马来社会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宗教。像末沙布的声明就提到巴勒斯坦人才有权决定是否应该由“占多数的穆斯林”抑或“犹太人”领导，但他很显然不知道巴勒斯坦人并非全都是穆斯林，因为当中也有好些基督徒，因此这不应该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人权和正义的问题。
但更令我不安的是马来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或出于对本身处境的忧惧。例如马哈迪曾在去年4月《半岛电视台》的访问中表明，1946年英国殖民者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就和后来在巴勒斯坦的情况相似，给于所有“外来者”平等公民权，企图边缘化土著社群，直接把马来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等同起来，也把非马来人和犹太人视为类同。这是非常危险的说法，因为它加剧了马来人对非马来人的猜忌，认为非马来人在马来半岛的存在是殖民者刻意制造的历史错误，一个不慎，马来人就可能沦落到巴勒斯坦人那样的命运。
当然，很多华人认为犹太人聪明，尤其善于经商和理财，因此在世界上深具影响力，打从心里佩服崇拜他们。加上马来西亚几十年来的伊斯兰教化政策和马来人主导的国家政策偏差导致华人心生不满，因此倾向以色列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充满谬误且脱离历史脉络的族群本位思维，也无助于我们了解复杂的以巴问题。既然我们反对所谓的马来西亚是马来人的国家，又如何能够毫无条件支持同样以民族定义国家的以色列呢？
更何况以色列在2018年7月还通过了《民族国家法》，确立犹太民族自决的独特权利，希伯来语为官方语言，阿拉伯语只享有“特殊地位”，而犹太人的屯垦区计划具有“国家价值”。将心比心，换做是巫统/土团/斗士党/伊斯兰党通过一条法律，定义“土著特权具有国家价值”，我们又是否可以接受呢？
过去两个星期发生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武装冲突，凸显的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权和正义的问题。如果马来人和非马来人都能够跳出宗教和族群的桎梏，从更宏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替种族性质的犹太复国主义背书，也不盲目支持同样具有违反人权纪录的哈马斯，或许才能拉近我们对这个争议的认知差距。
因此，纵使我不满日益保守的宗教氛围和国家的政策偏差，每当我思及那位永远回不去巴勒斯坦的老人家和他的眼泪，我都会提醒自己：不要只看到自己的怨恨，也要看到所有战争或冲突中脆弱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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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lpid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