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刚过，我国电影圈于后疫情时代终于能大唱丰收，多部贺岁电影都呈势如破竹态势，新闻却充斥着关于电影界黑幕的新闻，一时之间导致舆论分为两派，互相护主攻伐的情况屡见不鲜，导致形势极度紧绷、引人侧目。
事缘于某报章连续几篇以匿名方式独家採访的文章，宣称以当事人的角度来曝光不为人知的大马电影行业内幕，诸如欺骗投资人以高收费低成本拍片，最后甚至连上映都没有的骗局，到洗黑钱一条龙服务等等，内容钜细靡遗，即刻成为了焦点。
这一番报导出街之后，令到许多本地影视人员不满，感觉受到影射及不实攻击，加上本地中文电影行业本来就小，因此自然搞得人心惶惶杯弓蛇影，其中，著名电台主持人及电影人林德荣就高调在社交媒体上反击，随后更前往警局报警要求当事人提供资讯以供彻查。
电影业本来就是在外行人看来非常专业、难以企及的行业，加上这个产业也是明星网红的制造及催化机器之一，因此拥有许多受众，本来就已极度吸睛，如今再爆出上述所言的违法黑幕，成为舆论焦点实属必然之事，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要界定谁是谁非，在没有更多证据和公开资讯之前，实是难以评论，既然已经有人报案要求介入调查，就由执法人员进行详细的审查，如查明违法就令犯案者付出代价，将之绳之以法，处在体制之外不明究理的市井小民能贡献得并不多。
为此，本文并非要探讨这电影圈的黑幕疑云，而是从这一令到我国娱乐圈子瞬间沸腾的事件，来探讨我国对于吹哨者，即对不法之事的投报者所给予保护不足的问题，希望能够藉此机会唤起人民的醒觉及政府的重视，尽快修法完善我国对揭弊者的保护机制。
在这电影黑幕疑云的事件之上，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向媒体揭秘者是否应该公开身份，而不是躲在媒体背后进行攻击和批评，这某种程度显示受访者其实对自己的说法并没有信心，甚至有杜撰的嫌疑，因此才会有另一方代为报警的情况出现。
其实我国在2010年就已经制定了《吹哨者保护法令》，用以保障吹哨者的身份及权益，以避免在揭发舞弊之后遭受到对付，毕竟有句话说“断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揭弊者肯定必须要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才需要匿名来进行爆料，这其实是一点错也没有之事。
不过问题在于，此法令自面世以来就备受批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护范围不够完整全面，揭弊者只有向有关当局投报才有资格受到保障，而且对于任何涉及政府机密的事情都不在受保护的范围之内，更甚的还是在许多时候，所谓的保护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事实上，迟至《吹哨者保护法令》面世的十年后，即2020年，才出现首名在该法令下被控的嫌犯，即涉嫌迫害向反贪会检举其不当行为员工的大马教育全球服务（EMGS）前副执行长瓦菲，但此案最终却是无罪释放，吹哨者还被开除，根本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令到许多揭弊人不敢直接向当局举报，以避免事情闹大，将自己捲入其中。
这其实就是此次电影黑幕争议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只要详细分析此次事件的肇因，除了他们真的是无的放矢、胡吹大砲这一点之外，那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国对于吹哨者的保护不周，才让受访者存有顾虑，因此不敢随便做那只出头鸟，以避免遭受报复的风险。
但他们又不愿让此情况恶化下去，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先向媒体爆料，让舆论关注此课题后，希望会有更多当事人出来揭秘，那自然就可以降低自己所面对的风险。在全然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之下，就要他人冒险来揭发甚或是纠正错误，无异于是痴人说梦的事情呀！
更何况在我国这个尚处于民主转型期的国家，威权体制统治的阴影依旧存在，各种贪腐违法案件或多或少都有牵涉到政府机关人员，为此人民会避忌直接对政府执法机关揭弊，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这实在是怪不得人民啊！
为此，修订《吹哨者保护法令》实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也是我国体制性改革不可或缺的一步，政府应当给予揭弊者全面的保障，确保投报者的个人资料绝对不会遭到外洩（否则有关当局必须负起全部责任）外，也必须要允许人民通过媒体来揭发舞弊，如此才能让该法令真正起到效用啊！
重点并非是“谁爆料”，而是爆料内容是否“真实”啊！而要获得“真实”的爆料，就首先要保障爆料者的安全。这是极其简单易懂的道理，政府应当即刻著手进行改进，不要让法律只是个虚有其名的纸老虎，真实效力却一点也没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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