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纪念剧《5月35日》无法在港公演，今年首度移师台湾——这对香港人与台湾人来说有什么意义？香港逐渐被“清洗”的六四记忆，能在台湾移植、落地吗？德国之声采訪幕后团队与学者理解他们的答案。
“我想去广场，没错，你最怕我做的事。我要去广场，去哲哲被人打死的地方，好好哭一场。”六四34週年前夕，来自香港的舞台剧《5月35日》首度在台湾公演，剧目就在小林向阿大宣泄压抑已久的丧子之痛中，拉开序幕。
《5月35日》主角小林与阿大是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家属，为了一偿癌末妻子小林的宿愿，丈夫阿大决心不再避谈六四，两人密谋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为六四镇压死去的儿子哲哲哀悼。
这出舞台剧诞生于香港，由知名编剧庄梅岩编写、艺术剧团“六四舞台”制作，2019年六四30週年之际在香港首演时，正值反修例运动爆发。那年，是《5月35日》最后一次在香港实体演出。
2021年，“六四舞台”宣布自行解散，前主席列明慧带著版权移居英国。今年，大赦国际台湾分会取得授权，与台湾剧团“晓剧场”合作，首次将《5月35日》改编搬上台湾舞台，在台北连演6场，包含一场粤语读剧，估计共有超过1200名观众。
舞台上，《5月35日》讲述了受难者家属从不谈六四到前进广场的过程；现实中，戏剧本身却见证了香港不能再公开悼念的巨变。
记忆的“清洗”
“以前香港是没有敏感词的，说‘5月35日’有点是在讽刺大陆不能说六四，没想过那个转变这么快。”受邀来台观赏公演的列明慧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訪时感叹，“香港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是有自由的，现在连悼念的自由也没有。”
香港曾是全世界纪念六四规模最大的城市，维园烛光晚会有超过30年的历史，每年吸引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参加。今年，烛光将连续第4年绝迹维园，改由建制派团体举办庆祝“回归祖国26週年”的家乡市集。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日前谈及六四时，只以“特别日子”借指；特首李家超回应市民能否自主悼念时，则含糊指示，如警方认为违法会果断执法；在这之前，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大批书籍，六四书目几乎清零；存放于港大的“国殇之柱”也遭港警检走用作调查。
列明慧形容，中共正试图“清洗”香港的六四记忆，但海外港人仍会以自己的方式持续悼念，“哪怕是很微小也好，很可能是买一本书、可能是穿一件衣服、可能是点一支蜡烛”，《5月35日》来台演出也是如此。
《5月35日》的港台意义
2020年，《5月35日》庚子版因《香港国安法》与新冠疫情等原因，无法实体演出，仅能网络直播。那年的版本，特别改编加入了香港街头抗争的画面。
列明慧告诉德国之声，反修例运动过后，纪念六四在许多港人心中有了新的意义。对她来说，六四“已经不只是历史的伤口，而是我现在活生生、现在流血的伤口”。
“过去六四的时候，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当年牺牲的学生，我会想到天安门母亲，还有内地的维权人士，但这几年每到六四，我会特别想起香港的朋友。因为他们有部分还在监狱，依然在等待审判，也有在未经审讯的情况底下被关押超过2年了，特别是（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何俊仁还有邹幸彤，被控煽动顛復国家政权罪，面臨10年甚至终身监禁。”
她说，希望藉《5月35日》向台湾观众传递警号：“中共专制政权其实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希望它能连结大家，让我们维持一个普世价值观，不是单纯围绕著六四，（而是）我们怎么去连结，争取民主和反对专制政权。”
对于《5月35日》移师台湾，德国之声日前联系原著庄梅岩询问看法。她表示自己正忙于新剧本创作，暂时无暇接受访问。不过，在被问及能否赠言在台观众时，她答復，2019年后香港发生的社会运动及其后发生的一切，让她明白了市民质素、传媒、教育、记录历史的重要。
庄梅岩说，她希望向观众传递：“作为香港人，我深感曾经活在资讯开放、言论自由的社会之幸福。我希望关心六四真相的人，也会关心世上其他不公义的事情，但最重要的是，好好保重，看美好的事，看正义彰显。”
台湾版《5月35日》的导演钟伯渊则向德国之声表示，如何呈现“台湾缩影”是改编时的首要思考。他说，盡管舞台剧讲述中国的六四故事，但当演员说著台湾国语或原住民腔调、不时冒出台语时，观众很可能会错觉，“这真的在讲一个台湾的故事”。
此外，台湾版使用了3首台湾戒严时期禁歌与太阳花学运歌曲〈岛屿天光〉，“也让观众联想到，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一个威权压迫下的悲剧。台湾其实依然在面对的是转型正义，还有很长一段路正在进行当中。”
钟伯渊说，台湾如今自然而然地享受民主多元或自由平等，但有时候可能会遗忘，“如何透过演出让大家知道其实它得来不易，或者是在自由的状况底下，如何避免下一次受到压迫的时候才有所作为，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作品反映的最大意义。”
大赦国际台湾分会长邱伊翎则表示，希望藉舞台剧令台湾观众更了解六四，并关注中港人权现况。
学者：记忆抹除不容易
近年，台湾成为两岸三地唯一能自由哀悼六四的地方，纪念活动多了不少“港味”。除了《5月35日》，“国殇之柱”的复制雕像去年也在台北的自由广场再次矗立。
台湾中研院研究员、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林宗弘向的德国之声表示，六四事件本身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当香港的六四记忆被镇压，海外港人在台湾正透过各种方式延续这份共同记忆，并转化为对抗北京极权的抗争符号。
研究民族主义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睿人也认为，盡管六四在香港的公共记忆正在消失 ，“但是这个消失不代表记忆真的就被抹除了，因为记忆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
他举例，“香港现在很像后228时代的台湾，经历了一次很严重的、不管说是肉体物理上的、或精神上的屠杀”。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代被严格禁止谈论，但靠著民间口耳相传，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根深蒂固；香港人是高度全球化的族群，外部联系跟资讯流通非常发达，条件与时代比当时的台湾更好，“真的要把记忆抹除、认同抹除，没有那么容易。”
吴睿人认为，海外港人纪念六四，就是保存香港民族传统记忆与认同的一种实践，“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香港“六四记忆”移植台湾？
但相较香港，台湾普遍对六四较为冷感。香港的六四记忆能否移植台湾？吴睿人认为，客观来说并不容易。他解释，这是因为六四在港台的意义与脉络完全不一样。
吴睿人指出，六四当年在主张民主回归的香港民主派心中，激发了更强烈的、对中国民主的责任感 ，一直到雨伞运动及反修例运动后，年轻本土世代才重新定义了六四的意义；然而，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却一直根植于本土，本土派多把六四看作“他国事务”，纪念六四的台湾人也较少从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更多是诉诸国际普世人权价值。
此外，吴睿人续指，几年前台湾非常挺香港，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因为担心类似冲突可能发生在台湾，孤立主义变得更明显，“你可以看到（对香港的）热情几乎就冷却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台湾不大能够去接棒或者移植。”
但吴睿人强调，台湾有自身的历史与记忆，当前的地缘政治危机，本身也会赋予六四纪念新的意义，比如民主输出或共抗威权。他认为，所谓移植“长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一样，包含了过去香港有的东西，但是也包含了我们台湾的东西…最后融合在一起的新的东西。”
台湾学者林宗弘也指出，台湾虽然没有办法完全承载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可能也不会像过去香港的六四纪念活动那么热闹，但至少提供了一个纪念的场合。
“一些抱持著不同的历史记忆的人们，可以在这里展开对话，然后重新去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更多元的共同记忆…它一定不会是简单的移植，或者是把过去的戏剧再重演一次——每次戏重新演一次，就会变成一个新的生命。”
对此，列明慧认为港台经历不同，很能理解两地对六四的不同反应。但她指，艺术和戏剧正是很好的突破形式，可以跟当地人有更深厚的连结。《5月35日》今次在台受到欢迎，未必是因为观众对六四感兴趣，而是这也是一个深具感染力的家庭故事。她说，自己未来将继续做《5月35日》工作，盼能连结世界各地更多的人。
“我不回香港了啊，因为我现在做的这个是高风险的，我想这是一个代价了。如果你选择要回香港的话，可能你就有机会被逮补、关押..所以我决定不回香港了，我会继续做《5月35日》的工作。”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