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8日，黄晓明与Angelababy官宣离婚，网络上满是相关新闻，甚至有人整理“婚变时间线”，一时间全民都一同关注两人的未来动向。而就在同一日，抖音用户 “徐州一修哥”发布了一段视频，揭露中国徐州丰县的村子里，一名八个孩子的母亲被“丈夫”用锁链锁在破屋里。她面色苍白、衣衫破旧、神志不清，连牙齿也被拔光了。视频释出后引爆了舆论高度关注，女子瘦弱的小小身影，身后藏着的却是中国人口买卖问题的黑暗深渊。
在中国江苏徐州丰县的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养育八个孩子的56岁中年男子，董志民。八个孩子里还有七个是男生，这样一个农村里的大户人家，要养活不容易。因此，这户家庭引起了外界关注，频频有政府、网红等人来给予援助，拍摄正能量的宣传视频。后来，他甚至开始接业配与广告，利用八孩父亲的身份带动流量。
董志民养育八个孩子的“父爱”让许多网民感动，但很快地也有人提出质疑：这八个孩子的母亲在哪？
1月28日，抖音用户“徐州一修哥”发布视频，揭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被用锁链锁在破屋里，而那时候气温寒冷，这位母亲却只身着单薄的衣着。母亲身边有脏兮兮的馒头和早已冷掉的食物。她神志不清，连和视频拍摄者对话也很难。
从新浪微博中流传的视频可以看出，观看视频后的网民都纷纷同情女子的遭遇，并质疑这件事牵涉人口买卖。更有网民对这类事情的发生表示难以置信，直呼“丧尽天良”。
此后有更多的视频流出，而在其中一个视频中，八孩母亲尽管没被锁链困住，可镜头中的她神色落寞，用疑似四川的地方方言说了句：“这个世界不要俺了。”
四次调查前后相悖
目前“徐州一修哥”的抖音帐号已经消失，但视频早已在网络疯传，这让“徐州八孩母亲”议题如同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地，就在“徐州一修哥”发布视频的同一天，徐州丰县官方平台就发布了初次的调查结果。
根据丰县县委、县政府成立的调查组所公布的结果显示，八孩母亲为“杨某侠”，在1998年与董志民领证结婚，因此不存在拐卖行为。她经常无故殴打孩子和老人，并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在调查结果公布时，官方宣称已经对杨某侠进行救治。
1月30日，丰县政府再次发出新的官方调查结果。此次调查结果透露，杨某侠在1998年时在外流浪乞讨，被董志民的父亲收留，后与董志民结婚。2020年，公安将杨某侠的信息输入人口数据库进行调查，而结果是未发现拐卖行为。2021年，原先有智障表现的杨某侠病情加重，为防止杨某侠犯病伤人，董志民暂时用锁链将她约束。当局还在通报中强调，他们多次为董志民家庭提供福利与援助。
这份通报解释了为何八孩母亲被锁链拘束，而做出这行为的董志民涉嫌违法，将被调查。然而这份调查结果却仍无法让民众满意。于是数天后的2月7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发布了新的调查结果。
2月7日的结果显示，杨某侠的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出现了“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的字样，经当局走访证实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是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人。同村的桑某某为了给杨某侠治病，带她从云南来到几千公里外的江苏，同时打算找好人家嫁了。然而来到江苏省后，小花梅走失，而桑某某并没有报警，也没有告知小花梅的家人。与此同时，杨某侠入院结果表明其牙齿脱落为牙周病所致。此外，记过南京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DNA鉴定，八个孩子都是董志民与杨某侠的孩子。
这次的调查结果抛出了更多的疑点。调查记者自主到云南亚古村进行的采访，撰写了《寻找小花梅》的报告，而从中可以得知，当地村民不仅不知晓视频中的八孩母亲，也否认有人来此调查过。这反映了徐州政府发布的第三则通告内容是缺乏准确性的。此外，官方在2月7日的调查中申明从杨某侠的婚姻登记申请资料得知了其户籍资料，若八孩母亲真如第二次调查结果所说，是董志民的父亲“收留”的流浪者，那为何不根据户籍资料送她回去呢？若八孩母亲真是小花梅，那为何小花梅失踪后，桑某某不报警也不告知小花梅的家人？这些迹象将事件往人口买卖的舆论推去。
2月10日，徐州政府发布了截至目前为止最新的官方调查结果，证实杨某侠就是小花梅。此外，经公安侦查，董志民涉嫌非法拘禁罪，桑某某与其丈夫时某忠则涉嫌非法拐卖妇女罪，三人已被拘捕。
这份三段内容的简短调查结果，却完全让徐州政府自打了自己的嘴巴。从最初的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再到最后的三人涉嫌非法拘禁罪与拐卖妇女罪。前后矛盾的内容让人眼花缭乱。然而，这真的就是所有的真相了吗？
舆论的星火在延烧
四次的调查结果公布后，并未能平息网民与舆论的怒火。调查结果并未提及八孩母亲的年龄等相关信息。早些年的中国实施一胎政策，直到2021年后才实施三胎政策，而这期间八孩母亲又为何会生下八个孩子？这是否是被强迫的？
八孩母亲事件的延烧，引起了社会上下阶层的关注。美籍华裔作家及编剧严歌苓在知道八孩母亲事件后，写了一篇散文《母亲啊母亲》，借此表达自己在知晓这件事情后的感想与愤怒。后来，她在周孝正的网络节目《文明客厅》中连线，两人讨论起中国的弃婴与领养议题时，周孝正激动表示：“习近平就是人贩子”，而严歌苓亦同意地说：“对，习近平就是人贩子，妈的。”
严歌苓的发言令她的资料从中国网络上“被消失了”，其中新浪微博被封锁，百度百科、搜狗百科等平台都搜索不到她的资料，但有关她的书籍与编辑作品则还能搜索与购买。
中国新华社外交部主任韩松也曾公开表示，他近期比起影视剧《水门桥》或冬奥会，更关注的是八孩母亲的事件。然而，他的这则帖文很快就删除了。而除了韩松之外，其实还有不少中国网络上的高流量网红在谈论八孩母亲事件后，相关博文遭到删除，抑或是被要求删除。
尽管官方宣称杨某侠就是来自云南的小花梅，但有网民在看了视频后推测杨某侠的口音并非来自云南，反而更像是四川。于是有人翻出了中国寻亲网站中，于1996年失踪的四川女子“李莹”的信息，并推测杨某侠不论外形或口音都与李莹符合。这项推测在网络上掀起热议，但官方发出的四次文告却都避而不谈。
对此，旅美的人权律师王昭平在接受《大纪元》访问时就指出：“为什么官方几次通报的信息均不一致？为什么官方通报都没有提到杨某侠的年龄，以及她当时结婚的年龄情况？因为这里涉及到四川南充失踪的女孩李莹的情况。”
另一个指向现在的八孩母亲并非杨某侠的线索，则是2月15日时由中国调查记者邓飞所发布的微博。他收到了网友提供的杨某侠与董志民的陈旧结婚证照片，其中杨某侠的出生日期为1969年6月6日。倘若八孩母亲真是杨某侠，就表示她今年应该52岁了，可被锁链拘束的八孩母亲再憔悴也罢，都不完全不像是52岁的容貌，外表亦不像结婚证里的样子。
后来，他进一步表示有网友去到了云南省福贡亚古村，取得了小花梅的大头照，此大头照与旧结婚证中的杨某侠非常相似。
倘若结婚证是真的，就表示来自云南的小花梅曾是董志民的“妻子”，但她却明显与现在的八孩母亲不是同一人。那么，曾经的小花梅去了哪里，如今的八孩母亲又是谁？这恐怕是截至撰稿为止，最扑朔迷离的谜团。
黑暗的结构性
《德国之声》的专栏作者长平在谈论八孩母亲事件时，提及了中国2007年的电影《盲山》与巫山童养媳事件。《盲山》讲述一名女子被人贩拐骗、卖至深山，想方设法逃出生天的故事。故事主角的原型郑秀丽是经历了人口拐卖事件的受害者，身世甚至比电影更悲惨。电影为了能在中国公映，甚至特别拍摄了国际版与中国版两种版本。在八孩母亲事件延烧时，《盲山》再次进入群众的视野，而得知此事的《盲山》导演李杨就在微信发布朋友圈表示，为了打击中国妇女被拐卖的现象，暂不追究盗版的版权收益问题。
巫山童养媳事件，则是实际发生的中国人口拐卖事件，受害者马泮艳年仅12岁时就被以童养媳的方式，卖给了比她年长17岁的男子陈学生，被强奸后生下了孩子。她13岁曾试图逃跑到派出所报警，可把她卖给陈学生的大伯却给派出所所长送鸡蛋、公鸡、腊肉、猪脚等东西，事情就被压下来了。
这些事件，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长平在专栏文章中还提到，他在1999年曾到广东采访拐卖妇女现象，而在偏僻山村家庭里，“买媳妇”的比例竟然高达一半以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一本纪实作品《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出版，以故事结合数据报导的形式，记录了是一名被拐骗妇女的故事。书中还提到，1986-1989年期间，被人贩子拐骗至江苏省徐州市所属的六个县的妇女，就有4万8100人。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江苏徐州就已经是人口贩卖的温床，三十多年后，八孩母亲的事件爆出，地点正是江苏徐州。这说明的，是隐藏在黑暗里的巨大人口拐卖网络，在数十年的时间内仍无法根除，反而更茁壮地运作。
中国妇女的人口拐卖问题，存在着许多如杨某侠、马泮艳等被拐卖到深山农村，成为他人“妻子”的情况。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原因，其实就如董志民在影片中所说一样，在于中国传统农村仍觉得没妻子和孩子非常丢人，那成为了他们人生中必须的一部分。但在一胎政策下的中国，男女比例失衡，因此在农村地区就更难结婚。这时候，“买妻子”就成为了一种需求。
拐卖妇女本身即是犯罪，倘若一个村子里有一户人家买了被怪女子来作为妻子，其他人家会不知道吗？村委、村干部等人士会不知道吗？现居美国的中国作家河清涟认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但却因为“小共同体共犯结构”却默许事件发生。
所谓的小共同体共犯结构指的，是村民们会守望相助，甚至是协助不让购买来的妻子逃走。这是因为许多女子不愿嫁至穷困地区的情况下，农民们多数只能采取“换亲”或“买妻子”的方式，而买妻子得花费数千到数万元，几乎会掏空一户人家的财力，因此被拐卖的女子会被视为“买来的财产”，而村民们也因为彼此是利益共同体而非常“团结”，会协助看守被拐卖的女子，防止她逃走或被就走。
村民们都默许买妻子与拐卖女性，只因这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传统习俗。当犯罪成为日常、一群人成为了共犯，背德感或许就渐渐消失了。
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
人口拐卖的社会问题在马来西亚也并不少见。事实上，根据美国发布的2021年度《国际贩卖人口报告》，马来西亚因涉嫌强迫劳工而导致排名降至第三级的最差级别。对此，现任巴生南区警区主任谢鸿方助理总监在过去接受马新社专访时透露，马来西亚同时是人口贩卖的终点站，也是转运站，而其中的受害者包括印尼、越南、孟加拉及印度人，甚至有妇女和孩童。人口贩卖集团的中介会强迫外籍人士劳逸，欺骗他们来马来西亚当清洁工，实则将他们推入卖淫活动中。
为了解决马来西亚的人口贩卖问题，人力资源部长沙拉瓦南（Saravanan）表示，马来西亚愿与英国和美国合作，一同分享化解强迫劳工挑战的经验。他强调，人资部将修订1955年雇佣法令，将强迫劳动的相关法律条款纳入其中，以系统化解决相关课题。
一记闷棍的距离
人口拐卖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在中国尤其如此。从中国官方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中可看出，中国官方仍有所为，旨在积极打压人口拐卖的犯罪行动。但如同老树盘根一般“成熟”的中国人口拐卖问题，能否就此而被根除，而存在很多的异议。
对此，中国法学家罗祥就曾指出其中的问题：捕捉鹦鹉的人会因为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文而被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他举例，若非法购买一只鹦鹉，最高判刑五年；可非法购买一个或一打（12个）女人，最高判刑三年。这项法律让民众看见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妇女的安全与生活保障，在法律的天秤上可能比受保育动物还要轻。这里的问题绝不在于人或动物哪边更重要，而是法律体制本身存在漏洞。为此，罗祥认为应该提高拐卖妇女儿童的刑罚。
但法律真能达到遏制犯罪的最好效果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针对这个现象，长平就在专栏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政府的一道命令或一场运动，就能达成大规范的扫黄活动，抑或是让奉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文化中实行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为何不见官方积极打击人口买卖生意呢？《德国之声》的专栏作者长平的答案是：“将女人商品化和工具化，模式妇女儿童的基本人权，是父权专制社会的内在本质。”
2022年北京冬奥会点亮了2022年初的一记闪亮的明灯，奥运选手们在雪地上奔驰飞舞的身影有多少的璀璨，徐州八孩母亲就饱受多少的摧残。这期间，不论是微博热搜或百度热搜，都被冬奥会的喧闹堆满，徐州八孩母亲或人口拐卖相关的内容则不见踪影。是人们只爱美丽与轻松的事物，对社会底层的黑暗视若无睹吗？抑或是中国官方不希望事件再继续发酵，影响中国的国际脸面呢？
如果舆论就此沉淀，民众不再关注徐州八孩母亲事件，只怕会导致人口拐卖问题继续发酵。不论是在中国或马来西亚，对于这类现象的关注都不应该减少。毕竟，你与徐州八孩母亲之间的距离，恐怕比你想的近得多。对此，微博用户“托尼赵四塔克”的帖文令人深思：“你离谷爱凌还差十亿次投胎，但离丰县母亲只差一记闷棍。”
究竟要多久，被锁在锁链后的憔悴面孔才能真正的得到拯救？根据中国央视的消息，2月17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决定成立调查组调查八孩母亲事件，这表示该调查组的规模与权限将大于发布第四份调查通告的徐州市委市政府的联合调查组。中国网民普遍对此事抱持期待，希望能彻查并还事件一个真相。
被拐卖妇女要何时才能与家人团聚？被拐卖、强奸后生下的孩子又要怎么办？人口贩子一次的拐卖，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心碎，让一个妇女被抓进被吞入绝望的万丈深渊。黑暗的尽头能否有光？只要舆论能继续探究，或许能在黑暗中点燃一丝微光，只愿这可能性不会就此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