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闾丘露薇出新书，惊喜不已。记忆中的她头戴一个大大的钢盔，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做现场报道，那会儿是2003年。彼时频频出现在镜头前的她，还有那句熟悉的“凤凰卫视整理报道”，是对闾丘露薇的全部印象。后来她告别凤凰卫视，再后来她在微博遭遇内地网民的舆论攻击，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想起李宗盛的歌词：擦去脸上脂粉，听完所有传闻，再聊聊是非得分。采访的尾声，我们趴在阳台上讨论起香港和大马的天气。望着她的侧脸，一颦一笑，初次相见，又如故人。从战地玫瑰到浮世蔷薇，闾丘露薇，一点都没变。
告别了《凤凰卫视》的记者生涯，现在闾丘露薇的身份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生长于上海，口音中夹杂着吴侬软语的软糯，但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她的肤色健康，来吉隆坡的几日也坚持晨跑。此次来马举办新书分享会，时间安排在晚上。活动开始前，一个女生不小心撞到玻璃门，闾丘露薇赶忙走过去，十分关切。
闾丘露薇，绝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写作者，她关心周遭的一切。就像她在《我所理解的世界》封面所写：相信吵闹不可怕，沉默更可怕。回顾她的媒体生涯，乃至整个人生，从不沉默。
“先把半只脚踏进电视台再说”
闾丘露薇大学毕业的时候，岗位选择非常局限，当时上海只有一家电视台和一家报纸。
“所以要进记者这个行业非常的难，所以就去选了比较容易进入的，就是外资企业。而且钱也比较多，还能练英文。”
后来从上海迁居到香港，闾丘露薇在报纸上搜索招聘广告。她自嘲起初到香港找工作的经历，然后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两个招聘广告：第一个招聘广告是外贸公司找秘书，我有去应征，然后去了之后，我一看那个老板看我的样子，然后前面一个很年轻貌美的（应征人士），然后我就再一看老板看我的眼神。哦，这不是我的行业，这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然后第二份广告就是香港的一家电视台，当时是中天电视台，然后在招编译。那我其实是想做记者的，但（当时）它有两份工作，一份是记者，一份是编译。然后对记者的要求是要有工作经验的，我没有。然后对编译的要求英文好就可以了。”
“我想先把半只脚踏进电视台再说，结果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就这样，在结束了如今听起来有些“曲线救国”式的的“找工经历”之后，闾丘露薇从外贸公司踏进了电视台……
“在那一刻你可以把我称为战地记者”
提起闾丘露薇，大家脑海中第一个出现的字眼便是“战地记者”。自1997年加入凤凰卫视，其实更多时候她都是在做时政报道。战地记者对于大众来说是一个神圣又神秘的职业，对于常规认知中在炮火中灰头土脸、冲锋陷阵的战地记者形象，她作出如下解释：
“战地记者应该是这样来定义：就是说在华人媒体圈里面，是没有专门类别的战地记者的。从西方这些大媒体的角度来说，所谓的战地记者是平时他们不做其他的采访，他们只是会在有战乱或者冲突的时候，去采访那些题材，那这类人通常会把他归结为战地记者。但是在华人媒体圈的话，没有这样的专门类别。之所以外界会对我产生这个印象，我想最主要是因为凤凰卫视这样一个平台。”
她继续解释道，当2001年反恐战争打响之后，决定去阿富汗采访这一举动，只有凤凰卫视具备这样的资本与意图。在当时针对全球华人的新闻媒体只有央视（中国中央电视台）与凤凰卫视，而作为国家媒体的央视因没有外交关系，受到很多采访的限制。闾丘露薇补充道，2003年去采访伊拉克的时候，央视记者也是由于限制条件而被叫出来。相较之下，凤凰卫视在做国际新闻采访时拥有更大的空间。
闾丘露薇在略微思忖一下后说道：“我能不能把自己称为战地记者，我觉得可能在那一刻你可以把我称为战地记者。所以跳脱出来，我要做很多很多其他的时政类的报道。我的20多年的采访生涯里面，可能做的最多的是时政报道。”讲到这里她忍不住嗤的一声笑了出来。采访中相较于她的反应敏捷、口齿伶俐，印象更深的是她的笑容。伴随着嘴角上扬，眼睛也是笑咪咪的。
在凤凰卫视这个媒体平台，闾丘露薇又是怎样开启的战地记者之旅呢？2001年11月，阿富汗战争开始。冲突爆发后，凤凰卫视当机立断决定在烽火现场做报道，这对于当时的大部分记者来说，还是略为陌生的形式。
“当时在凤凰卫视，我在新闻部已经是采访主任了。因为它（指凤凰卫视）是一个很新的媒体机构，每个人都好像经验都不多。那相对来说，我要比同事的经验多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采访过长江水灾，然后也做过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外访。所以在外采访的经验相对多一点点，不算多，也只是多一点点。”
“因为电视采访它并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采访形式），像报纸媒体、报纸记者一个人拿个录音笔，然后就进去了。所以对于电视记者来说，你又像一个小领队，你要带整个团队，那你要考虑的不单单是完成采访任务，（和）你自己的安全，你还要考虑你的同伴的安全。”
当时作为采访主任的闾丘露薇主动请缨，远赴阿富汗现场。在举手之后她向凤凰卫视提出唯一一个要求，便是挑选摄影师。
“我挑选了一个我认为最有经验的摄影师，因为1989年的时候他在天安门广场，他会知道在处理人群和冲突的当中，稍微的有一些经验，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是个户外生活爱好者。”
闾丘露薇对此感念不忘，她感慨道：“还好我挑选了他”。如何在天气恶劣的环境下生存，闾丘露薇毫无经验。接到任务，这位摄影同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公司去户外运动商店买了保暖性极其高的羽绒服，并且带了很多户外野营的必需品。在新闻现场，这件厚厚的羽绒服让闾丘露薇成功抵御了寒冷。
再谈凤凰：“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
2015年5月，闾丘露薇宣布从凤凰卫视辞职。并在微博晒出最后一次录节目的照片，发文称：站完最后一班岗。 对于观众来说，唏嘘不已。
“我是2013年就决定要离开凤凰了。我2013年其实已经在申请博士，只是很遗憾，申请了三年才成功，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才离开。”
她谈起离开的原因，“因为2013年的时候，已经觉得我可以做新闻的空间几乎没有了，所以我已经不能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一个记者。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要么是让环境改变你，我是没有能力去改变那个大环境，但我不想让环境改变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就决定去申请美国读博士。”
告别这块挥洒过青春与热血的土地，她继续背起行囊，在异国他乡求学，一切从零开始。
在《501个疯子》一书中，主播与记者们调侃凤凰卫视的家长里短。书里的最后一段写道：“来凤凰，说大家一点都不为了钱来，那也许有点太过夸大了，但更多的人，确实是为了一股热血而来， 为了一份理想而来，为了一种有节制却温暖无比的人情味，一直在这里留守了十多年的光阴。”
凤凰卫视那些熠熠生辉的主播与记者们，一句干脆的“凤凰卫视整理报道”，曾经感动过每一个观众。
“有的时候人家会讲说，你所有的这些成功都是因为凤凰。我觉得这对我，还有我的所有同事来说都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努力所以才成就这个平台。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凤凰这样一个平台，即使我和我的同事有那么多的努力，有那么多的决心、能力，也没有一个展现的平台呀。“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成就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成长的过程。”
如今忆起离开凤凰卫视的前前后后，闾丘露薇回答的洒脱，一如当年离开的潇洒。
“你觉得这个平台可以让你产生归属感，那你就很愿意去做很多事情。而当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之后，让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变得更大，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那你也会看到后来，当它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时候，当这个大环境影响了平台，其实也会影响到每个人的表现。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何让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状态，还是在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之下，你的受众就会无情的抛弃每个人。”
记者的主观与客观 媒体的聚焦与放大
媒体是放大镜，我们常常透过一滴水，看到整片汪洋大海。闾丘露薇表示“毕竟记者是代替了受众的眼睛去看世界”。
“如果我们透过媒体看到的场景，它聚焦在某一个很小的点上，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大。但如果是你在现场参与的，你就会觉得我只是在乌鲁木齐路，那么短的路上的那么一小节，可能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多人，然后可能也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大家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诉求。
（编按：2022年11月27日凌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数百名反“清零政策”示威者与警察爆发冲突。）
她接着说道：“其实这样的情形，在我自己现场采访很多的冲突的时候会明显的感受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在泰国采访军事政变，我在这条街上拍，大家在开枪，然后转一条街大家就去吃米粉。（吃完）再回来继续拍，但在那里你就要小心，可能会有流弹打中你。”
“如果你问当时曼谷的民众，他只要住在大概几条街之后，他会觉得那里的军事政变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对于看电视的人来说，哇，曼谷，整个泰国发生这么大的事件。所以这个观感肯定是会有这样不同的落差。”
（编按：2014年5月，泰国前总理英禄前一年宣布解散下议院，导致反政府人士在发动大规模示威运动。在泰国首都曼谷，示威者占据数个地区已经长达数月之久。）
电视机里新闻现场深陷水深火热，电视机外民众的生活还要继续，明天太阳依旧照常升起。闾丘露薇坦言，即便她当时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兵荒马乱中，留下来的那部分民众，还是努力维持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讲说，在风暴之外的人和风眼当中的人，大家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当你到了那些战乱，或者有冲突，或者天灾人祸的地方，你会发现当地人还是要过日常的日子的。就好像在乌克兰，我的一些朋友最近去了，他说他们（当地人）都在很认真的生活。”
闾丘露薇认为仅靠依赖媒体或记者去观望世界，实则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受访者，我们怎么样提问，包括比方说我在接受这样的采访之后，截取其中的哪一段话，其实都是记者自己的选择，代替受众在进行选择。记者的视野也是有局限的，如果受众毫无戒心的完完全全去信赖，作为自己了解全世界的来源的话，其实是蛮危险的。”
“包括我教新闻的人来说，新闻其中的一个原则就是客观。如果评判这个新闻的好坏的话，五大要素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没有偏颇，比较客观中立。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状态。那我自己做学术研究，其中一个范畴就是在讨论这个客观性，我们到底可以做到多少？因为或多或少的会有一点立场在里面。”
“我觉得最理想的一个状态是，不同的记者，不同的媒体，越多越好，大家去报道同样的一件事，然后提供不同的视角，提供不同的角度，这样对于受众来说，才有更多机会对一个事件，或对一个人有全面的、相对比较平衡的认识。”
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资深记者，闾丘露薇也养成了记者独有的“职业病”。
“观察可能是一个职业病，还有就是对细节的准确性的纠结。就好像当你对一个年份，一个数据不太确定之后，我就会去搜索。”
在采访过程中，每每提到一个政治或热议事件，闾丘露薇都能准确的说出年份。
“而且很习惯不太相信别人跟我讲的，除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是太重要。如果是别人口头给我的一些资讯的话，我可能会习惯性的再去核实一遍。因为在过去做记者的生涯当中，犯过好多错误。”
过去在做采访报道时，闾丘露薇由于信任一些具有公信力的人，比如媒体人或学者，结果顺手拿来用的资讯最后发现竟是错的。这让她养成了核实信息的习惯。
现在闾丘露薇在香港浸会大学教书，但记者这个身份像一张永久标签，牢牢的粘在闾丘露薇身上。她的举手投足之间，她的字斟句酌之中，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感。记者只是一种身份，而“发声”是一种责任。
“我喜欢这份职业，但你说是不是有使命感、责任感，我不敢这么说。我小时候可能会觉得记者是一个关乎社会良心（的职业），但是当我真正做了之后，我就发现记者这份工作是由很多很琐碎的事情拼凑起来的。我不想说自己没有责任心，但是反过来你会觉得，既然能够坚持下去，其实可能也是因为有些责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