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评论家、撰稿人、导演、建筑设计师、电视节目主持人、以及香港实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胡恩威有着无数的“分身”，在纷扰的时代，冷眼，却不旁观。谈论香港的文化现状，不是杀气腾腾的怒斥，而是用最温柔的语气，讲最犀利的话。建筑背景出身的他，也会在专栏里写北京四合院的东方哲学，因为一方留白的天井，整个人变得柔软。 在文青时代，他特地从伦敦赶去德国电影节看电影，更是信奉“看不懂的艺术电影”。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时代，那时的文艺青年似乎更有“仪式感”，更像一个朝圣者。胡恩威感慨说，流量时代的文化状态已全然不同。他用快餐打比方，“所有的快餐都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其实跟文化一样，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吃垃圾。”
5月，香港实验艺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胡恩威将黑色话剧《唔讲得》带来吉隆坡。这部话剧改编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喻荣军创作的话剧《不可说》，由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叶童、实力派演员黄德斌，以及进念创团成员杨永德领衔主演，去年11月在香港首演。
成立于1982年的“进念·二十面体”（以下简称“进念”），作品素来以实验性和先锋性著称。胡恩威在1988年加入“进念”，除此之外，他还有无数“分身”：文化评论家、撰稿人、导演、建筑设计师和电视节目主持人，2001年与梁文道创办牛棚书院。胡恩威穿梭在不同的身份中，对于推动文化事业的热忱从未减退，是一个关切公共议题的文化人。
除了改编剧本，《唔讲得》的舞美和多媒体也都由胡恩威亲自操刀，在他看来，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剧场，将科技与艺术结合，才不至于和时代脱节。
将普通话版本的《不可说》改编为广东话剧本，胡恩威称“会有一些新的化学作用”。“疫情之后，第一次去上海就看了这个戏，看的时候觉得里面有很多幽默感（的情节），就想到翻成广东话。广东话是很奇怪的，因为他讲的不一定是真的。你的语气改了，意思可能就相反。还有这个剧不是在讲一个故事，是讲人的关系，我觉得就跟自己对戏剧的一些想法很配。尤其是疫情之后，我们的生活圈、还有生活的形式改变很多。这部剧里面有很多讲人的关系，我觉得跟我们现在这个年代有一点联系吧，所以我就希望可以改。”
在《唔讲得》中，叶童和黄德斌两位影视演员的加入也给观众带来了惊喜。胡恩威说两人其实都是话剧爱好者，“他们两位之前都做过话剧，本身就已经有兴趣。他们表演的方式，跟传统做话剧有点不一样。还有我用很多多媒体的技术，所以变成有一些做电影的方式，结合在（话剧）里面，他们也知道怎么做。”
戏剧不是为了讲故事
胡恩威做戏剧并不是为了讲故事，“因为讲故事很多时候就变成典型化。“长久以来，观众印象中的戏剧都要具备一个完整的故事结构，有冲突，有高潮，有善与恶，有明确的结局。胡恩威分析说，“以前可能是宗教的原因，基督教的影响力很大嘛，基督教它就要讲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就影响到我们对故事的要求，要有开始，有结尾。但问题是我们看很多其他的非西方文化，他们讲所谓的故事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中国文化里面的戏曲，很多都是片段，还有意境。它不是用艺术来表达一个故事，而是一个心情，是比较抽象的。”
“我们做艺术，很多规矩都是西方定的。”他补充说，最开始的时候，戏剧在西方是宗教的宣传工具，慢慢演变为现在的艺术。他们的理念只有两个极端：赢跟输，这个是西方的一个文化特色。
“西方的情况是：某一种戏给某一种观众看。比如说，这一种戏就是给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看，他们分得很清楚。对我来说，我希望开放一点。”
随着社会阶级的划分，文化呈现一种分层的状态。胡恩威尝试在话剧中打破社会分层，不想定位观众群。“如果做商业的就很清楚，我要这个产品给谁看，都是有一个算法。但是我们做实验的，每一次做的戏，算法都不一样。”
人在变，剧场也要变。“我们做实验不是要配合观众，是带给观众一些新的想法。”
拒绝“文化快餐”
胡恩威表示不介意观众的好评与差评，希望观众去体验不同的话剧，然后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比较开放，就是好与不好都可以吸收了。听音乐也是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听古典音乐没有反应，要听摇滚才有反应。本来我们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让大家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他认为一些艺文领域的排名也脱离不了典型化的市场模式，“你要知道它只是一个特定的文化的口味，它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如果是绝对的标准，就变成有问题了。”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多培养跟观众的互动，多于说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产品。”
他更是直言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K-pop都是垃圾嘛，他们唱的歌词都是没有思想的。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垃圾文化的年代。”说罢大笑起来，并用快餐打比方，讽刺当下流行的“文化快餐”。
“快餐是最不好的，所有的快餐都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其实跟文化一样，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吃垃圾。”
“我们以前在香港念书，就是念文学的，中国文学跟英国文学。所以我们学中文跟英文，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学。现在回归之后，就没有文学的概念，语文变成一个工具，跟其他科目一样。所以很多香港人根本就不知道唐诗宋词是什么，莎士比亚是谁？奥斯卡·王尔德是谁？很多人听过，但不知道。以前教我们文学的老师都是台大毕业的，念文学系出来，他们对文学有感情。现在的老师都是在打工。”
当下的教育不免让胡恩威有些担忧。他坦言，现在教艺术最头痛的是教学生做创作。“他根本基本功都不好，怎么做创作呢？”
“现在变成流量大的人就有话语权。在抖音的世界，在新媒体的世界，作品由流量来决定。现在整个游戏规则都变了，做艺术就比较有挑战性。“
没有互联网的文青时代
回首文青时代，胡恩威显得饶有兴致，并调侃道“梁文道那时候是比较接地气的”。“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那时候的的艺术是比较宗教的，不是消费。”
他会从伦敦特地赶去德国看电影节；在图书馆找到一本心仪的书，兴奋不已；一大帮人为“看不懂的艺术电影”拍手叫好。
“那个时代的艺术片都是看不懂的嘛，看八个小时都看不懂他在干嘛，但是大家都说好看，好厉害。看不懂就好厉害嘛。”
而那些“看不懂的艺术片”，在后来的岁月里，胡恩威逐渐慢慢理解。他回忆说，当时欧洲有几个导演很厉害，做一些思考、批判资本主义的作品。现在的状态不一样，现在资本主义完全统一整个地球。
又赶忙补充说：“不是资本主义，是消费主义完全统一地球了！”
剧场与城市
胡恩威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与英国伦敦建筑联盟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建筑背景出身的他，对城市规划和剧场设计有着独到的见解。
“因为我念建筑的时候，就觉得建筑在香港根本没有什么（空间），盖来盖去都是一样。很官僚，还有很多规规矩矩，都是箍得很死的。剧场跟建筑很密切、很类似的，比如说第一，剧场是讲时间跟空间，建筑也是；做建筑你要团队，你要跟很多工程师、施工队、甲方合作，我们做剧场也是这样，我们跟灯光、音响、演员（合作）。在剧场里面做比较可以发挥我的一些想法。”
剧场作为公共空间，与城市规划也密切相关。胡恩威认为香港有提升的空间，“香港的问题是硬体不够，剧场不够。”
“比如说东京，东京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剧场，酒吧也可以是一个剧场。整个城市的生活会比较立体，大家不一定就呆在家里看屏幕。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跟剧场很密切。”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慢慢寻找自己的方式。比如说现在马来西亚有很多market（市集），market可以跟剧场结合，每一个市场里面，都有一个表演的剧场。其实在东京也是有类似的，可以作为参考。他们也有话剧一条街，都是小小的（剧场），30个人的位置。”
他谈起一个日本的建筑师朋友，“在日本，建筑师的薪水很低的。但他喜欢，他就做。因为日本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他会有社会地位。他可能赚不到很多钱，但是他有地位。”
“香港是很不喜欢艺术的，对艺术只是消费，是没有培养艺术家的。香港对艺术家没有兴趣，对艺术活动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