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海校友会到留台联总，再到华社研究中心，姚迪刚投身华社服务的轨迹像一条不断延展的线，从个人偶然走向族群责任。虽然他说自己原本不想当主席，也没想过会投入这么深；但他内心深知“保留历史”这件事总得有人做，而选择将责任扛上肩。 记录历史，谈何容易？在种种困境之中，华社研究中心扮演一座桥梁的角色，连接社会和族群；并在一份份反映华社回响的沉默档案中，挖掘华社走过的足迹，织就一张属于华人的记忆网。
访谈约在位于吉隆坡隆雪华堂旁侧的华社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华研），姚迪刚说曾有人这么形容华研：“在这里随便翻一份档案，都可以写一则故事。”他也相信这就是华研最大的价值。
姚迪刚是一名商人，当初要接任华研主席一职，身边友人纷纷劝他再三考虑，毕竟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他说，华人“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只要关于教育筹款，社会大众一般都会义不容辞。但华研不一样，它常被误解为“冷衙门”。
华研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983年于槟城召开的大马华人文化大会，并在1984年成立 “全国华团文化工作委员会” 以设立一所资料研究中心为重点工作。在15华团的努力之下，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当年简称 “华资” ）在1985年元月宣告成立，并于同年9月15日正式开幕。
1996年，为反映其对研究之优先重视，华资的中文名称改为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简称 “华研” ），使它名正言顺地扮演民间研究机构的角色。
这么多年来，华研对华人的政、经、文、教领域付出代价来维护其利益、推动发展和开拓空间。
姚迪刚说，那是一个华人社会深知需要自我记录的年代。他指出，当年的华研领袖意识到华人的历史若无人保存，便可能在时间与政治的缝隙中逐渐消失。于是，他们创设了一个组织肩负起双重使命：其一，保存华社的文化与历史文献；其二，守护华人的基本权益。
姚迪刚续称，早期华研的名字叫“华社资料研究中心”，重点在“资料”二字——收集、整理和保存，从课本、学报、会馆特刊到手稿与会议记录，凡是与马来西亚华人息息相关的，都被一一珍藏。
华研既是档案馆，也是智库。它不依附于任何大学或机构，因而保有独立自主性，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合作，把学术研究与社会议题结合起来。
“四十年来，华研出版了超过150本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相关的书籍，馆藏超过6万册实体图书，30万份电子档案。这些资料，不仅得以回望过去，也为研究学者和社会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思考基础。”
“我们不是在前线，但我们在支撑前线。”
双舵之船：学术与资源的平衡
谈及投身华社服务的契机，姚迪刚总是带着一种“身不由己”的笑意。
那是2003年，他刚接任东海校友会会长。原本只打算照顾同乡同学的联络，却因为机缘巧合，自然而然地踏入留台联总的理事部。
他说，那时的校友会，热心的人并不多，几番推举下来，他便成了会长。五年后，他更成为留台联总会长。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意外的快节奏；对他而言，却是逐渐体会“社团服务比想象中更有意义”的契机。
后来，他的脚步便走向另一条更长远的道路——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如何用商人的身份推进华研工作？
他形容华研的运作像一艘双舵的船：一边是学术董事，专注研究；一边是普通董事，负责筹资。而他便是后者。
维持一个学术型社团从来不是浪漫的事，他直言：“我们一年开销约120万令吉，平均每月10万令吉。靠社团捐助有限，必须发展更多管道。近年华研开始承接收费项目，比如为会馆建立线上文史馆、撰写周年纪念书或研究历史。虽然利润微薄，但意义深远。”
保存与活化 唤回青年力量
姚迪刚观察到，年轻一辈和上一代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们看不懂、不理解父母为何把周末耗在会馆、为何掏钱支撑社团，“他们觉得那是浪费。”他说。
他表示，这不仅是文化与历史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参与感的流失。有些青年在单身时热心参与社团活动，成家或创业后便抽身离席。对此，华研近年推动少子化、老龄化等政策研究，试图将社会的切身议题与青年关怀对接，让他们看见自己在历史与未来中的位置。
“我们必须让年轻人意识到不仅仅关于历史，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才能让他们有代入感，从而参与其中。”
未来五到十年，姚迪刚希望华研能“活化”现有的30万份电子档案，让它们不只是静静躺在数据库，而能成为社会教育与公共讨论的一部分。
“保存只是第一步，活化才是关键。唯有这样，历史才能真正流动。”
若无人愿意守护，华人走过的足迹就会随着岁月流逝消散在尘埃里。商人眼里的投资回报，在华研转化为另一种衡量——历史的重量与文化的延续。
华研成立40周年之际，这就是姚迪刚的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