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化，这一词大家说得朗朗上口，但若认真问：什么是文化？这问题恐怕也要难倒老师父。
文化像是自然存在的东西——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这文化是指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观察到：华人有华人文化，马来人有马来人文化，印度人有印度人文化。
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乱丢垃圾，我们会马上脱口而出：这个人没文化！
被骂的这个人，难道不属于某一个族群？难道不一样是爸妈生？怎么突然就没文化了？
所以文化除了指“自然的生活方式”，也指一些其他东西。
文化是人为产物
文化是一群人共同约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做，并且有效的监督，轻则施压，重则处罚。
文化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产物。文化的形成，是在一起生活的人，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而制定的，当中包含强加的理念，和共同惕守的默契。
比如马来人的回教文化有许多规定，包括凡通婚者其对象必须转信伊斯兰教、不吃猪不喝酒、女生包头巾等。这些“文化”包含父母对儿女的教养，也包含社会中人互相监督施加同伴压力，甚至有回教法庭来维护。
华人的文化也有各种各样的规定。这些规定，同样是从家庭中父母对儿女的教养开始，到亲戚朋友，到华社，再到整个国家，一层一层推广出去。
然而，在国家层面，马来西亚华人从独立至今都被边缘化。华人文化的维系，依靠华社自身的努力。这是不争的事实。
这也说明，华人的文化没有写进法律，其维系主要靠非成文规定，于是无可避免的缺乏统一性。每个家庭可以各自选择和制定自己的“文化”——有的拜神、有的信耶稣；有的在家里祭祖先、有的清明节都不去扫墓。
久而久之，华人的文化失去了人跟人“共同约定”的本质，变成可以随着个人喜好而做的“自由选择”。于是，文化渐渐沦为表演，失去了社会约束力，使“和谐”变成口号。
文化不是表演，政治不是演戏
今天的人把文化看成表演，一如国人把政治当成演戏——演戏的人认真演，看戏的人认真看。
于是，左派应运而生。左派做的，首先是摧毁——把文化和政治的“表演舞台”拆掉，把演员的妆点和戏服剥光，目的在证明：大家本质都一样、人人皆平等。
从摧毁的角度看，中国最早的左派是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
老子的书叫《老子》，又名《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说，如果你说得出“道”是什么，你就是在胡说八道。
这句话直接和孔子的儒家学说对着干。儒家强调“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有伦常的规定要遵守。于是就有做官的人号称仁义，反过来有人被骂盗贼。在道家看来，这样强硬规定，违背了“常道”。这种“仁义”等于盗贼，这种人并不因此“高尚”。
重点来了：道家思想并不止于摧毁。摧毁是为了重建，重建是为了贴近“常道”。真正的高尚，是不讲仁义而奉行仁义，不讲盗贼而不行贼盗。
很多左派的问题，就是没有“重建”的目的，亦没有“常道”的理念。他们拆穿了仁义的面具，使仁义与盗贼平行，却停在一个“不仁不义”的价值空洞——不讲仁义而不行仁义，不讲盗贼而每行皆贼盗。
真正的文化，并不停在批判一切皆假，而是把假戏真做，在“不仁不义”中追寻道。
文化空虚，法律才占主位
文化和法律一样，都在规定人跟人之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当文化空虚，无法起到约束力，法律就趁虚而入，指导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我听说某学校有学生霸凌，老师教训学生，不是“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而是叫学生罚抄某某法令规定不可以霸凌，抄霸凌要接受怎样的法律制裁……
相比起来，我还是喜欢牛高马大、力大气粗的老师把坏学生叫出来，当众“肃”一记藤鞭在学生的手掌心，然后跟学生说：“乖乖，以后不可以欺负人！”
在以前的年代，华社仍守住“致良知”的根本道理。所谓动之以情，就是唤醒犯错者的良知；所谓说之以理，就是通过责骂和处罚的手段，来达成帮犯错者“致良知”的目的；所谓宽恕，是“致良知”的结果达成后才做的。
华人文化里，“致良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父母如此教育儿女、师长如此教育学生、朋友之间如此交往。社会上每个人互相守望，使文化形成约束和监督的效果。
岂知今天挥动藤鞭的老师随时被家长告上法庭！是法律凌驾了文化？还是华人早已丢失了文化本质？
我不否认有的老师爱随意挥动藤鞭，亦不否认藤鞭教育可能造成童年阴影，但你能否定“致良知”的目的吗？
如果让你选，你是选择唤醒每一位老师挥动藤鞭的“良知”，还是选择用法律限制老师挥动藤鞭的权力呢？
如果我们不讨论文化、不树立文化，文化就会慢慢崩坏。于是，人们惟有依赖更强有力的政府——让政府给我们制定更全面有效的法律，抓尽天下坏人，创造幸福美好的社会……
然而，我深信，华社里的多数人仍保有“致良知”的理念，他们平凡而无声的提出一种诉求：重建文化——让符合人性的文化主导人跟人之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让法律退居后位，非必要绝不轻易动用。
文化比法律更具约束力
文化和法律一样，具备约束力。但文化很抽象，法律条文很具体。为什么我说文化比法律更具约束力？
因为法律是由一小撮人制定的，而文化却是由大部分人，日积月累，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当文化形成以后，会进而影响法律，使法律遵照这些人的文化而制定（按：马来西亚华人遭到国家制度性边缘化，这点要好心留意了）。
法律是一种工具，会随着人类的需要而改变；文化却是有生命的东西，会让人自行发现人生的意义。
曾几何时，我们看到一个人乱丢垃圾，不再骂“这个人没文化！”，而只说“这个人不守法”？
曾几何时，我们在想该不该做某件事，不再问“这样做体不体面、好或不好？”，而只问“这样做合法吗？”
当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时，表示文化根基已经动摇。当文化动摇，法律必随之崩坏。如果我们只想依赖政府：立法更严格、执法更有效、司法更公正，一味的操弄法律工具，结果只会加速文化的替换。
反之，我们都可以先承认：我们的文化出错了，并意识到重建文化的需要。然后，自己付出努力去寻找、去探索，试图为文化找一个答案。
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绝不容易。过程中，我们需要理性的碰撞及知性的指引；学会了道理，还不能纸上谈兵，要付诸实行。这时，我们就需要敢作敢为的领袖。
这就是我们期待的二十一世纪的领袖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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