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经济长期深度依赖外籍劳工，然而政府的劳工政策却始终在“减少依赖”的宏观目标与“满足需求”的经济现实之间摇摆不定。这种“离地”的政策催生了一系列复杂且低效的监管措施，不仅未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给商业环境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并大幅推高了企业的营运成本。 马来西亚人力资源服务商公会（PAPA）主席拿督符永辉，结合其超过20年的行业深厚经验，深度剖析了现行劳工政策在制定层面与执行现实之间的脱节问题。
招聘劳工成本失控 政策失调
外籍劳工招聘流程，是理解当前政策运行失效的重要起点。在马来西亚，外籍劳动力主要分为正式领域（Formal Sector）的工厂或服务业劳工以及非正式领域（Informal Sector）的家庭女佣。前者须严格遵守包括公积金（EPF）与社会保险（SOCSO）在内的各项福利规定，而后者则不受《劳工法令》全面管制。
监管标准不一，使来源国在招聘模式上出现明显差异。以印尼和菲律宾为例，菲律宾劳工素质较高，招聘模式长期系统化，链条相对透明；反观印尼却层层设卡，从乡间的“牛头”到城市中介，每一层都在叠加招聘费用。加上印尼独特的“安家费”文化（预付现金或物资予劳工家庭），导致聘请外劳的总成本居高不下。
以上原因导致与大马政府设定的1万5000令吉招聘上限产生了剧烈冲突。由于当印尼端的费用已飙升至9500令吉至1万1000令吉，再加上约2000令吉的本地签证与体检费，总成本已直逼1万3000令吉。在仅剩约2000令吉毛利空间的情况下，本地中介根本无法覆盖办公室租金、人力等开支，导致限价政策在市场现实面前名存实亡。
更令人无奈的是，移民局等部门效率低下所带来的隐性成本，最终仍由商家承担。以一名月薪3000令吉的本地劳工为例，单次往返政府部门便需耗时约四小时，由此产生的间接薪金成本约为60令吉。此类成本失控与行政效率僵化，不过是政策失调的冰山一角。
外籍劳工住宿认证危机
政府推行《1990年工人住宿及设施最低标准法令》（Akta 446）第24D条文（俗称60K条款），初衷是让为了让外劳得以在安全的环境下生活，但在缺乏配套的情况下，已演变成阻碍劳工引进的关键瓶颈。
目前，雇主在申请外劳配额前必须先获得由人力资源部发出的支持信，而其核心先决条件是雇主必须提供经过劳工局（JTKSM）认证的合格宿舍。然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KPKT）制定的标准极为严苛：住宅单位内每人须占3.6平方米空间，这意味着一个标准房间仅能容纳两名劳工。更甚的是，政策严禁使用廉价屋或可负担房屋作为宿舍，几乎封锁了经济型选择。雇主若改造店屋，单是申请“更改土地用途”的费用就高达三至四万令吉。
据统计，全马约240万名合法外劳中，仅有约60万个认证床位，意味着高达180万，将近四分之三的合法劳工在法律上处于“违规居住”状态。由于政府只立规，但并未承担起规划公共宿舍（CLQ）的责任，这种做法对小本经营的店家冲击尤为严重。以咖啡店为例仅聘请二至四人，且多数都需清晨开始营业，外籍劳工必须就近居住。但偏远的集中宿舍模式却完全无视了这类产业的运作逻辑，让善意政策变成了行政枷锁。
“自动化”真能替代外劳？
政府常喊“减少外劳依赖”，但数据揭示了这一目标的不现实。在约1700万的总就业人口中，即使失业率仅3%，本地失业人口也只有约40万人；而非法外劳却高达200万至300万人，差距超过150万。
这一悬殊对比显示，在现有经济结构与劳动力配置下，大幅削减外劳并不现实，更像是脱离实际需求的政策诉求。政府要求企业先在人力部所提供的失业数据库招聘本地人，但其数据库信息严重过时，雇主联络时往往发现求职者早已就业，这种无效系统让急需人手的雇主感到极度沮丧。
事实上，我国对外劳的依赖是数十年经济战略的结果。随着本地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本地劳动人口逐步向技术和管理岗位流动，低端用工市场的空缺主要由外籍工人填补。
至于“自动化替代外劳”的口号，更无视了中小企业的困境。转型动辄耗资百万令吉，对于利润微薄的传统产业而言犹如天方夜谭。政府现在的态度仿佛在“叫人穿名牌”，却不提供实际的资金补贴，如同“不给人衣服穿”，导致转型目标遥不可及。
资本外流与非法市场的滋长
当合法招聘渠道长期失灵，却又缺乏可行的替代机制时，企业在现实压力下别无选择，只能在合规与生存之间游走。非法外籍工人问题，正是在这种制度张力下被不断放大，也让守法者反而承担更高的经营成本。
与此同时，最低薪金上调至1700令吉（注：此处引用最新政策趋势），虽然保障了外籍劳工的基本收入，但也带来了连锁冲击。在计入加班费后，每名外劳的整体用工成本平均增加约400令吉。
以拥有100名外劳的工厂为例，企业每年需额外承担约48万令吉的劳工成本，导致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政府亦可能因此流失约24%的企业所得税。
从马来西亚人力资源服务商公会（PAPA）主席拿督符永辉的角度来看，薪资上涨的另一层影响，在于外籍劳工可将更多收入汇回母国，直接推高资金外流规模。
符永辉也是仁邦人力资信公司（Ren Bang Human Resources Information）董事经理，自2000年起便投身人力资源领域。
他说，若以约250万名外劳估算，每年流向国外的资金规模可达120亿令吉以上，对马币汇率构成持续且沉重的贬值压力。
此外，政府“一人生病，全班吃药”的逻辑，因少数黑心代理违规而冻结全行业的申请，破坏了市场的可预测性。公众也常混淆持牌中介与非法中介。事实上，持牌中介（Licensed Agent）需缴付25万令吉银行担保金给与政府且受到严密的监管，而混乱的政策反而为非法中介创造了寻租空间。
呼吁回归务实协作的“共治”路径
综上所述，大马外劳政策的症结在于官僚效率低下、监管要求不切实际以及与业界沟通严重匮乏。当前政策的瘫痪状态，已威胁国家经济稳定。
符永辉认为政府必须摒弃口号式治理，采纳以数据为基础，以现实为准绳，并以协作为核心的治理哲学。他也强调，唯有建立制度化的官民沟通机制，由政府与行业协会共同设计务实方案，并推动居家清洁、护理等新兴需求的正规化监管，马来西亚才能在保障劳工权益与满足经济需求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走出这一场政策迷局。
编按：《移样》专题系列乃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毕业制作团队“移樣Traces”作品。团队成员透过访问劳工组织、政策评论者、业界代表与社会行动者，理解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相关的制度处境与个体经验，呈现出移工议题的多重面向——既关乎政策与结构，也关乎选择、限制，以及人在其中如何生活。 本系列保留原专题的访问脉络与观察，作为一份来自年轻记录者的阶段性提问，也作为一次关于观看与理解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