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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科学的发展反思中华文化传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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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明使生活更美好

我们都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是和现代化挂钩的。

“科技科技”,即科学发现带来的新技术。科学家“发明”新技术,企业家“发明”新产品,成功的科学家可以转型为企业家,变成大富翁。

150年前我们有爱迪生。历史记载爱迪生曾有1000多种发明,在美国注册为发明专利(patent),他从而致富。相传爱迪生很小气,他虽然已成巨富,但还到处控告别人侵权。

历史记载爱迪生曾有1000多种发明,在美国注册为发明专利,他从而致富。(图片来源:national geographic)

今天的世界首富是谁?他叫马斯克(Elon Musk)。马斯克同样是一位发明家,而且他是数字时代(digital age)的发明家。他最早是研发了线上支付系统paypal,早过中国的alipay十年;他改良了电动车,开创的品牌叫特斯拉(Tesla);现在他在开发新火箭,扬言要占领或叫殖民火星(Occupy Mars)。

顺带一提,马斯克电动车公司的名字特斯拉,原本是另一位发明家的名字,他叫Nikola Tesla。尼可拉和爱迪生同时代,甚至帮爱迪生打过工。他之所以辞职,据说是因为爱迪生小气加反悔,拒绝支付尼可拉一项成功发明的奖励金。不过,尼可拉始终不够精明,死后虽然留下了一百年后还值得世人记住的名字,他实际的生活处境并不富裕,甚至可说穷困潦倒。

科技创新象征进步,比如我们从使用马车、到燃油车、到电动车;交通工具上一项又一项的发明,使我们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或耗费更少的环境资源来移动,使人类生活越来越美好。

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科技可以被“发明”,而科学只能被“发现”,英文叫discovery。

二十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哲学家,名叫波普(Karl Popper)。他的传世巨著是《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他不说scientific invention,也不说innovation,因为这等于在说科技发明。

波普不说scientific invention,也不说innovation,因为这等于在说科技发明。(图片来源:New Scientist)

科学不能被发明,只能被发现,然后归类。现在我们从小就开始学生物、化学,和物理。往下,还可以细分很多种细微的学科,比如分子生物学、地球化学、量子力学等等。这些我们统称为“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s)。

另一种科学,叫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这是人们把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现象作讨论。在这底下,有大家熟知的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

在我上面举出的这几种社会科学中,最早被“发现”的是经济学。它源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传世名著《国富论》。心理学的发源也在1850多年,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也是后来的事。

要知道,在亚当斯密的时期,经济学还不算科学,经济学变成科学是1900多年以后的事。

什么叫“变成科学”呢?答案是,把科学的方法引入相关学科作讨论。

科学是在指定条件下一定准

有的人说经济是科学,有的人认为不是。

说经济学是科学的人,可以轻易地指向每一年颁发的诺贝尔奖,其中一项,就叫Nobel Memoria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一笑)。

马斯克同样是一位发明家,而且他是数字时代(digital age)的发明家。(图片来源:NBC NEWS)

说经济不是科学的人,可能会说:经济学都不准的、什么都说不一定的、讲会发生都不会发生的、讲不会发生也会发生的……经济学家都是仙家来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反思一下“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

科学是不是一定准的?我们如果在一个斜坡上倒水,水一定往低处流,绝不会往高处爬。这是物理学的万有引力在作用,一定准。

但是,如果我们在斜坡之上安装强力抽水泵,水就会往上爬。这并不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失灵,而是条件变了。

所以,科学不是一定准;科学是:在指定条件下一定准。

自然科学有一个便利,那就是可以通过实验室,把每一项条件都抓得准。

社会科学就没有这个便利。比较宏观的如社会学和政治科学,根本不可能创造接近实验室的条件。而虽然经济学和心理学上有人使用实验室的办法,但研究者都会坦承,他们的结果当作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因此社会科学搞起实验来,往往欠缺说服力,有些更有伦理道德的问题。

社会科学很难指定条件,有第二个原因。那是因为有的指定条件在真实世界观察不到,它们是一些概念来的。

自私是科学概念,不是客观事实,也不是道德评价

经济学一开始就假设人皆自私自利,英文叫self-interest(不是含有贬义的selfish)。

自私是一个指定条件。如果我们做研究时,一下子假设人自私,一下子假设人不自私,就不科学了。

自私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础假设,是不证自明的。(图片来源:freepik)

自私在经济学是一种概念,指“人在局限下争取最大化”。

因为自私是概念,所以无从观察,研究者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指定,去观察每个人局限条件的不同,来检视利益最大化后的差别。

经济学研究风行了几十年,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王后”。世人都认为那是一门很有用的、教人怎样赚钱、教国家怎么变富强的学问,因此对它很感兴趣。

大家喜欢经济学,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学是唯一一个假设“人皆自私”的学问,这刚好符合了大家对自己和他人的设想。于是,在经济学的旗帜下,大家可以堂堂正正的“自私”。

另一边厢,经济学从以前到现在都饱受左派的攻击,原因在于左派不“相信”人自私,认为人有更崇高的追求。左派批评传统的经济学狭隘,而且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种种的不公不义。

记得:自私,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概念,不是事实,更不是道德评价。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研究证明了“人是自私”是事实;每一个研究,都把“人皆自私”当作不言自明的假设。

至于左派的抨击,我也敢说,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会否认人们除了物质利益还有更崇高的追求。只是在做经济分析的时候,学者有时假设这些不重要。而有些崇高的事业,比如做慈善,经济学者把这些追求当作金钱利益以外的局限条件来研究。

因为,自私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础假设,是不证自明的。你若不接受这假设,就得去找别的学问作研究。但,经济学从来不去证明“人是自私”这回事。不需要。

当我们戴上经济科学的眼镜说:“自私自利可以赚到很多钱”,我们是在说:“在局限条件下利益得到最大化”。经济学没说人“应该自私自利”,也没说人“应该赚很多钱”,更没有说“什么都不重要,赚到钱最重要”。

科学也是很主观的

科学是不是“客观”的?科学是不是完全没有“主观”成分?

让我们先来给主客观下定义。

所谓客观,就是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在那里的”,不管你我他,不管阿狗阿猫,都不改变那个东西在那里的事实。

所谓主观,就是“你有你看法,我有我意见”,每个人都会不同。我说一样东西在“外面”,你偏要说它在“里面”,针锋相对,无法同意。

主观,是不是很令人讨厌?

现在我们回到上面的问题:科学是不是纯客观,完全避开了主观的矛盾?

答案是:非也。

客观一定是建立在主观之上的。原因是:我们是人。

这里的主观,是指人的感知本能。人都有五官——眼、耳、鼻、舌、身,用这五官去感知事物(sense);你我他、阿狗阿猫都sense到一样的事物,就有common sense,中文叫常识。

科学,就是建立在这种common sense上的。所谓的“科学事实”,都是人们感知到的东西。就好像生物学家研究青蛙,他们会给青蛙分成很多种类别,而他们的依据是颜色或斑纹的差异,再精细一点的可能检查DNA,但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common sense。

刚才提到的大哲人波普,有一句名言:“科学知识只是常识知识的延伸。”(Scientific knowledge is only common-sense knowledge writ large. )

波普把知识分为“常识知识”和“科学知识”两大类,而科学知识的本质是常识,并且是常识的放大和延伸。

一般人所理解的“科学”,就是这里所谓的“放大和延伸”——它既是常识,却又有别于常识。我们误以为科学纯客观,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科学的本质是常识,而常识就是主观的common sense。

常识知识的用处

写到这里,我们就有两个要处理的问题:一个是科学知识放大和延伸的逻辑是什么?一个是常识知识如果“不科学”,它能有什么价值?

第一个问题,这里不讨论。我们要知道的已足够:

一、科学是指定条件下一定准;

二、科学是建立在主观感知上;

三、科学知识有别于常识知识。

重点是:不管科学怎么进步,世上总有一类问题无法通过科学来解答,要靠所谓的常识知识。

科学是指定条件下一定准;科学是建立在主观感知上;科学知识有别于常识知识。(图片来源:freepik)

诸如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社会科学,就算用上再精确的科学方法,是否仍有一些关于“人”的问题,是无法解答的呢?

比如说藤鞭教育。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体罚可能造成孩子更高的攻击性、更低的自尊、更差的情绪调节能力以及亲子疏离”,但对很多人来说,狠狠的一鞭,是最有效教懂孩子对自我行为负责任的方法。科学说出了打孩子的坏处,但父母仍可以有主张“应该打”孩子的意见(见余秋玲《数据VS树枝:不打之子,必成败类?》)。

从以上例子,我们发现:“主观”有两种。

一种主观,是科学上的主观,用来研究原则上及实际上都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

另一种主观,属于人意念上的主观——即个人看法、个人意见;也可以超越个人,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或风气(想想所谓“华社”、“马来社会”这种说法);再大一点,形成国家;更大,全地球。

社会科学,可以研究这些,可以给很多问题答案。比如心理学可以告诉我们人总是有偏见、经济学可以告诉我们国家发展的道理、社会学可以研究文化或风气的转变、政治学可以告诉我们怎样管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但是,关于人的心理及社会的政经问题,一定有科学不能回答的部分。一言以蔽之,就是“应该怎样”(should/ ought to)的问题。

西方用宗教处理价值问题

“应该怎样”的问题,又叫“价值问题”(value judgment)。处理价值问题的,就是“哲学”。

再拿经济学来做例子。经济学假设人是自私的,而且理论可以很准确,但经济学没有说“自私是好的”、“你应该自私”之类的话。

又比如,我们如果知道用一些方法可以赚到很多钱,后来确实赚到钱了,但如果我们心知肚明,自己的手段肮脏,赚到再多的钱,始终都无法心安理得。

经济学在亚当斯密的时期,属于“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他观察到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但一般来说比较自私。他说过很著名的一句话:“我们的晚餐,可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商人,或面包师傅的仁慈之心,而是来自他们对自己的利益特别关注。”

亚当斯密观察到人既有自私的一面,也有无私的一面,但一般来说比较自私。(图片来源:the economist)

这句话源自“观察”,斯密没有说人“应该”自私自利或“不该”有仁慈之心。正好相反,他的这句话,认可了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仁慈之心;只不过在商业买卖上,你若想得到一些好处(享用猪肉美酒和面包),就得用对方想要的东西(比如钱),去交换。

斯密的创见,使经济学后来发展成科学。但是,斯密也一样没有把他的观察,当作“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来处理。为什么?

我认为,那是因为斯密是大学里的学者,不是教会里的牧师。

要知道,西方世界经历过超过一千年的宗教统治,到1500多年才有发生宗教改革,之后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最后才有今天的科学。

当时发生的宗教改革,是西方世界对基督教的革新,而不是革除——他们把传统的宗教革新了,变成“新教”,英文叫protestantism。

因此,斯密身为大学学者,只须钻研学问;他的开创,使经济学最终成为科学。

就连西方的哲学,也是大学里的学科,他们一样不处理“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

在西方,处理“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的,一直都是宗教。

我们常常以为,现代化就是摒除迷信、抛弃宗教,转而相信科学。这句话只讲对一半:摒除迷信、保留宗教​​,钻研科学。

科学是不停变动的真理

科学真理不是恒常存在的真理。科学真理都是暂时的。具体的定义是:科学是可被推翻而暂时没被推翻的理论。

科学的主旨是怀疑,尽己所能去推翻理论,推不翻的就是科学真理。(图片来源:freepik)

科学的主旨是怀疑,尽己所能去推翻理论,推不翻的就是科学真理。波普的原文说:“whenever we propose a solution to a problem, we ought to try as hard as we can to overthrow our solution, rather than defend it.”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总结说:世间的真理就是变动不休,然后套句《易经》的原文加以佐证?

我反而认为,《易经》的道理,就是在揭示世间万事万物虽然不停变动,却有一些东西恒常不变。恒常不变的道理,才是“真理”。

真理是一种信念,不是科学可以证明的。

科学不是要你信;要你信的,就不是科学。

而人生价值的问题,不属于科学,而在于我们所相信的“真理“。

这类“真理”超出了科学的范围。在西方,从公元前就由宗教来处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在东方,自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催生了孔子的儒家和老子的道家思想。再后来,佛教由印度传入,形成了融合了儒、释、道的东方哲学。

科学不能取代宗教和哲学。看回西方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基督教一直在那边,从古至今,相信未来也一样。

宗教及哲学让我们树立价值观,坚定人生步伐,形成文化信仰。(图片来源:freepik)

科学与宗教哲学,能够互补短长。因为它们处理的是两类问题——科学带领我们去发现新知识、发明新产品;宗教及哲学让我们树立价值观,坚定人生步伐,形成文化信仰。

科学要我们合理怀疑,信仰要我们信而不疑。

华人现代化的问题

华人怎样处理价值问题?儒、释、道的哲学还在吗?

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当时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两位先生:一位是德先生,一位是赛先生。即democracy and science。

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陈独秀,除了推崇德赛两位先生,还主张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就是从秦始皇开始推崇的儒家学说。

在中国,儒家一直是官方推崇的主流,不过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也很兴盛。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在用这种融合了儒、释、道的哲学,来处理“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的。(图片来源:freepik)

儒家是入世的学问(做官、做父母、做生意);道家和佛家是出世的学问(官场腐败,不去做官​​;归隐深山,修佛修道)。

官场确实很腐败,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朝代更替。后代的大儒深深体会到儒家思想的不足,于是融合了道家和佛家的学问,革新了儒家。这门学问叫“心学”,从宋代的张横渠开始,集大成于明代的王阳明。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在用这种融合了儒、释、道的哲学,来处理“应不应该”的价值问题的。但是1919年左右开始的五四运动,却要打倒孔家店,用德先生、赛先生来替代。

有人把五四运动比喻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大错特错,因为西方的文艺复兴是“革新”基督教,中国的五四运动却想“革除”儒家学说。

虽然我们今天上中小学仍会读一些“学而时习之”,背一些“床前明月光”;但我们真的相信儒家的道理吗?还是我们更加喜欢使用科学来决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西方的现代化还保留了宗教信仰;我们是否丢弃了自己的传统哲学,采用了伪科学的方法,去处理价值问题?

现代人用伪科学来决定价值

这种科学是伪科学。它不是生物物理化学,也不是经济学心理学,而是一种决定价值的态度——用“物质”来决定存在、用“功利”来决定用处,用“结果”来决定善恶。

在这种态度下,我们不问一个人是否存好心,只看那人做事的结果是否合乎我们的利益;

我们不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他人带来不便,我们只在乎自己的利益有否增加;

我们不问一条法律的存在是否符合公义,总之法律在那边就一定要遵守;

我们可以大声说:愚蠢的人守规则,聪明的人不守规则,又不会被抓;

我们可以宣称:真理都是花言巧语,是拿来骗人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叫真。

从目前的华人社会来看,孔家店确实被推翻了,德先生也倒下了。站着的,只有赛先生,Mr. Science.

有一种真理是恒常存在的

真理是恒常不变的。这是说,当一件事物跨越时间,产生现代和古代的区别的时候,真理依旧不变。

比如唐诗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所谓男耕女织,很多衣服都是妈妈在家缝制的。现代人的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多数是商店买来的,但同样是爸爸妈妈辛苦工作赚钱才能换取的。

生产方式不一样了,但感情恒常存在。这种感情是亲情——妈妈对儿子好,似乎是应该的、应分的,却又是那么自然的事。

慈母的“慈”的价值和意义,就通过这种感情显现了。没有感情,只有科学式和教条式的应该不应该,不会显现“慈爱”的道理。

对比古今中外事,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确实带给人诸多便利,从这个方面说是“好”。

但“好”是一种价值判断,如果科学发展真的“好”,那一定是给人的生命带来更多幸福。

那么,我们用什么来界定幸福呢?穿妈妈织的衣服、还是穿名牌衣服比较幸福?还是都一样幸福?

幸福不只停在物质层面,也包含精神层面。就像花的美丽,是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但人所产生的那份感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科学是一个看世物的滤镜:往外看,我们可以研究花为什么如此美丽,却不能解释那份美丽为什么使我们感动。

惟有往内看,才能看见花之所以如此美丽的真理。

这种真实的感情恒常存在,却不是每个人都感知到的。感知幸福,是须要后天学习才具备的能力。

古人或许该和今人学习科技,今人应该和古人学习这种能力——不管是学习东方的儒释道哲学抑或皈依西方宗教。

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华人也不再贫穷。然而,科技在进步,感情却在衰退,是时候重拾信仰,把科学安放在科学问题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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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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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槟城志于学,在香港读经济,目前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永续发展科学博士(PhD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星洲日报及当今大马《学说经济》专栏作者、《毅论环境》专栏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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