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之间的敌意在数十年间不断积累。三大关键历史事件不仅塑造了两国的政策和公众认知，也使互不信任代际传递，并最终一步步演变为战争。
2月28日爆发的美以对伊朗战争并非凭空而来。美伊之间的冲突经过数代人的积累逐渐形成。三个关键事件：1953年政变、1979—1981年人质危机以及持续至今的核争端。这些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东战争爆发埋下了伏笔。
中情局与政变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伊朗与美国关系密切。二战后，华盛顿将德黑兰视为对抗苏联的重要盟友。美国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并将伊朗定位为中东地区亲西方的君主制国家。
然而1951年，伊朗民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将伊朗石油产业国有化，挑战了西方对伊朗资源的控制。两年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协助策划了一场推翻摩萨台的政变。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副总裁伊恩·莱瑟指出，1953年的政变是一个转折点，“美英实际上策划了这场政变，以推翻摩萨台并重新拥立国王”。
政变恢复了国王的权威，但也给伊朗社会中带来了深刻的不公感。许多伊朗人将其视作外国对本国民主的干涉。致力于推动伊朗“女性、生命、自由”运动的阿扎迪网络创始人内金·希拉盖伊解释说：“我父母那一代人认为，国家的问题源于美国的干预。他们把国王视为美国的傀儡。”
这种情绪后来成为三十年后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
革命与人质危机
到20世纪70年代末，民众对国王统治的不满不断加剧。许多人认为国王政权压迫性强，并相信华盛顿在维持其统治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979年，大规模抗议结束了国王统治。宗教领袖鲁霍拉·霍梅尼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奉行反西方、反美国的意识形态。
如今，当年参与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并推动对美强硬政策的一代人中，许多人仍在伊朗政府中担任要职。现任伊朗领导层仍严重依赖1979年革命的象征和口号来为其统治正当性辩护。
这一体系的关键支柱之一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一军事和政治力量旨在捍卫革命并压制国内异议，并经常对抗议活动、媒体和公民社会进行镇压。
在美国，人们则对另一关键事件津津乐道：1979—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
1979年11月4日，一个与霍梅尼政治理念一致的学生组织冲进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劫持了66名美国人质。他们要求美国交出已流亡海外的伊朗国王，并表示此举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1953年的外国支持政变。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占领大使馆是对其国家的攻击，也是通过电视直播传遍全国的羞辱。人质被扣押444天。获释后，他们受到英雄般欢迎，并在纽约举行游行，这一事件至今仍影响着美国公众舆论和政策制定。
莱瑟指出，如今华盛顿许多掌权者，“包括美国总统身边的人以及总统本人”，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了对伊朗的看法。“把伊朗视为敌手的认知在那个世代中根深蒂固。”
1983年贝鲁特军营爆炸事件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敌对情绪。当时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民兵在黎巴嫩袭击美军营地，造成200多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死亡。
莱瑟说，美国对伊朗的看法“深受这些经历影响。伊朗被认为参与重大恐怖袭击至今仍深深印在人们脑海中。”
反美情绪
1979年革命后，伊朗国内反美情绪十分强烈。但希拉盖伊表示，这种情绪消退速度比伊朗政府宣传所呈现的要快得多。
她说：“民众情绪在迅速转变，即使人们没有勇气公开表达。”
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伊朗人经历了一个政治开放的尝试时期。他们支持改革派领导人，一度相信改变是可能的。
希拉盖伊说，她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既意识到美国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开始质疑政府宣传的口号，比如把美国称为“大撒旦”或高呼“打倒美国”。
她说：“我们这一代人知道美国权力的负面影响，知道他们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想，这样程度的敌意真的有必要吗？”
在政治层面上，华盛顿与德黑兰也曾出现合作，尤其是在9·11恐袭后。
莱瑟指出：“在逊尼派原教旨主义和基地组织问题上，我们当时立场一致。甚至在能源安全问题上，两国也可能有共同利益，因为双方都希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
然而，这些共同利益往往难以在政治领导层更迭后持续。在伊朗，改革运动遭到强硬派阻挠，变革的希望逐渐消退。
核恐惧与外交破裂
在美国方面，担忧伊朗发展核武器在21世纪初成为主导议题。华盛顿怀疑伊朗试图制造核武，而德黑兰坚称其核计划仅用于民用能源。
这种猜疑导致长达数年的制裁、施压和威胁，形成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并深刻影响双方政策格局。
外交努力曾促成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达成。该协议限制伊朗铀浓缩活动，以换取解除制裁。
但美国国内批评者认为协议范围过窄、期限过短。当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退出该协议后，双方的不信任再次加深。
协议破裂后，谈判多次陷入停滞。伊朗扩大核计划，美国于是加大制裁。
2025年6月，美国开始轰炸伊朗核设施。今年2月美以联合空袭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 2026中东战争开始。
莱瑟认为，双方关系缓和仍有可能实现。他认为：“代际变化将带来积极影响。伊朗社会的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再愿意支持这个政权。”
希拉盖伊指出，美国文化和“美国梦”通过电影和互联网传播出去，即使在国家限制的情况下，仍影响着年轻一代的伊朗人。
她说，即便在战争期间，年轻人中的反美情绪仍然有限，因为“他们不会向外寻找敌人，他们的敌人就在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