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的现代化，要从清末民初讲起。当时中国人刚刚推翻千百年来的帝皇专制，并且在文化界掀起一股风气，即打倒孔家店，引进德先生、赛先生。
德，不是道德的德，而是“德漠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的音译，民主。
赛，不是比赛，而是“赛因斯”，Science，科学。
我们今天知道，科学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分。前者好比数理化；后者包括经济、政治、哲学等。
问题来了：所谓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德先生的包裹？还是赛先生的锦囊？
如果是德先生带来的，那么经济学还“科学”吗？
如果是赛先生带来的，那么经济学和“民主”有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我称之为“现代人的烦恼”。
解决方法有两个。
一种是消极的——别去管什么民主自由，总之赚到钱就可以了。消极吗？赚钱是很辛苦的！
另一种是真正的积极——我已够吃够穿，我要追求民主自由，但它们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好烦哪！
你既有了疑问，就自然产生烦恼；而生烦恼，比起不闻不问，来得靠近答案。
亲爱的读者，你选哪一个呢？
从无形之手看自由的好处
经济学是科学，是赛先生带来的。只要指定了条件，经济理论可以准确的解释社会现象，推断政策后果。
经济学本来是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生计，主要用钱衡量。所以一般人把经济学理解成差不多等于赚钱的学问。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经济学之父，常被推崇为自由市场（Free Market）的鼻祖。他的传世名著，由清末的严复翻译成《原富》，后人翻译成《国富论》，其英文全名是《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由此，我们发现，经济学既是关于钱财（wealth），也是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学问（英文nation有这两个含义）。
斯密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叫“无形之手”（The invisible hand）。这只手，变成自由市场的代名词。
一般人是如何理解自由市场的呢？政府不应该东管西管，最好什么都放任不管，让人民自己想办法去赚最多的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赔钱的生意没人做。让市场自由竞争，最后谁也不吃亏。
可是，当他的邻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提供更优良的产品的时候，他就会设法去踩场，或者动用法律，控告邻居非法经商、做坏市场。
这种自由是无法无天的自由。
这些人也不是伪善（hypocrite），是利益攸关，人性使然——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已。道德批判是没用的。
理解错自由市场，后果是理解错政府的功能。现代人迷信政府，动不动就说政府应该管这个、管那个，以为天堂是政府修筑的。
恰恰相反，斯密一派的自由思想却认为，通往地狱之路是由善意铺成的（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无形之手”的正确的诠释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当这个人变好一分，社会也变好一分；当每个人都遵守制度规则，那么人人只须放心追逐自己的利益，不须对旁人存好心，却会自然而然的由一只“无形之手”指引，无意间促进社会整体的利益。 （“Every individual necessarily labours to render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society as great as he can. He generally, indeed, neither intends to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nor knows how much he is promoting it. […] he intends only his own gain, and he is in this, as in many other cases, led by an invisible hand to promote an end which was no part of his intention.”）。
这才是自由市场思想的精髓。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好，并不是她的人有多好，而是制度好。一个国家制度不好，纵然有好人，他们也不能引出“无形之手”，为社会带来什么好处。
更进一步说，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有好人，他不应该独自去做什么“好人好事”，而是应该建立好制度，让“无形之手”发挥作用，为社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然而，要如何建立“好”制度呢？这就需要属于德先生的政治理念。
从三民主义看自由的必要
清末民初，有一位重要人物——孙中山。孙中山带头反抗清朝政府，从1894年成立兴中会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经多年，终于成功。
孙中山没有反对孔子，他的“天下为公”，是儒家思想。
孙中山讲三民主义，指的是民族、民权、民生。
民族指的是国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国族的概念，所以不会有“救国”的想法。他向海外华人筹款，正是以此为号召。现在看来，这种国族意识很成功，已经根深蒂固。
民生指的是经济，但孙中山没有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而是受到当时比较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提出平均地权，土地单一税等经济政策。中国的经济不是在他手上搞起来。
民权指的就是民主了。
然而，一如中国人传统上没有“国族观”，中国人也没有“自由观”。按照孙中山的讲法，西方人在传统上之所以重视自由，乃是因为西方的君主专制及贵族统治极其严苛，导致民不聊生。自由就是生计。于是西方人在历史上不断为争取自由而发动战争，取得的结果，叫民主政治。
而中国虽然也有帝皇专制，但俗话说：山高皇帝远，中国人根本没有觉得自己不自由；他们只觉得自己穷，认为贫穷是一切痛苦的根源。所以，中国人时时只想着发财，不会想推翻皇帝。于是中国始终没有产生民主。
这种自私自利的性格，好听的说法叫“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孙中山对中西文化差异的观察可谓独到。他对美国人及中国人的DNA看得那么准，以至于在今天仍然应验。
《三民主义》是政治思想，是用来鼓动人民起来抗争的。它不是学术专著，不那么严谨，在铺陈推理上有些夸张之处是可接受的。
完整的自由是一套可落实的政治理念
有人认为“民主保障自由”。这是浅陋之见。
民主的根基是自由。先自由，才有民主。
现代人很会麻痹自己，发明什么“财富自由”、“关系自由”、“工作自由”等等自由的分类，以为自由可以分开获取。说白了，就是自己有钱了，可以不听父母的话，不婚不娶，甚至不工作。
其实，自由只有一类——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事实上，自由是靠自己来保障的。认为自己不自由吗？抗争吧！不肯为自己抗争，一遇社会问题就搬出什么民主，讲什么法治，最后只会丢失自由。
社会科学既是科学，又有不科学的一面，即为国为民的政治理想。
在讨论国家大事或经济问题的时候，只用科学是不够的，只用理想也是不够的。
且拿三民主义来作比喻：民族属于德先生；民生属于赛先生；而民权或民主，应当介乎两者之间。
纯理性的科学，和看似不理性的政治理想，有彼此不可取替的作用，相辅相成。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彻底的德先生（民主），不是科学。从德先生的角度看经济，容易堕入企图改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学。
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发展出的经济学，是科学，完全和政治理想不沾边。
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民主，却会为政治理想加上一层科学的理解方式。因为民主就是人民自己做主的权利（rights），而这是可以理性分析的。
自由是一种意识，权利是自由的衡量。
有了理念，才能设立制度，划分权利。自由主义有自由主义的划分理念，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的划分理念。这既是政治理念的差异，也左右着实际权利的划分。
没理念，权利就是权力（power），也是拳力，毫无自由可言。
完整的自由是一套可落实的政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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