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台湾高雄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
一名教学认真、表现优异的教师，疑似长期承受学生的言语挑衅、咆哮，以及家长频繁投诉与提告后，最终坠楼身亡。事件引发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的关注，并指出：这并非单一事件。许多基层教师，长期承受学生失控行为、家长滥诉，以及行政高压，教育现场正逐渐崩塌。
这也让人不禁反思：当老师受伤了，当老师也成为受害者时，谁来保护他们？
这样的事件，并不只发生在台湾，而是整个亚洲教育现场正在面对的共同危机。
2023年，韩国一名23岁小学教师，因处理校园霸凌事件后，长期遭受家长恶意骚扰，最终轻生离世，引发全国教师上街抗议。日本教师则长期被视为“工时最长”的职业之一，许多中学教师每周工作60至80小时。调查显示，约36%的教师工时已达到“过劳死”风险边界。近年，日本也不断传出教师因长期加班而身心崩溃，甚至猝死的案例。
中国、韩国、台湾，乃至美国，近年都陆续出现教师离职潮。越来越多人离开教育现场，原因包括工作负荷沉重、社会舆论压力、亲师生沟通困难、薪资失衡，以及繁重的行政任务等。
马来西亚的情况也并不乐观。近年来，每年超过5000名教师提早退休，教师群体逐渐老龄化。数据显示，41至45岁的教师人数高达90,431人，但21至25岁的年轻教师仅有13,968人。这意味着，越来越少年轻人愿意走入教师行业。
失控的教育现场
这些年，教师的权威正在逐渐瓦解。
某种程度上，这未必是坏事。过去许多压迫性的权威教育，需要被反思；学生的声音、人权与心理健康，也确实应该被更多尊重与看见。
但问题是：当旧有的权威被拆除后，我们是否有给予教师更适合的教育工具、关系能力与支持系统？
在许多亚洲社会，教师的管教权逐渐被削弱，却没有同步提供更成熟的教育策略与资源。教师一方面必须承担教育责任，另一方面又要承接家长焦虑、学生情绪、行政要求与社会舆论，同时却缺乏足够的资源去回应这些挑战。
在失衡的教育现场中，他们越来越难真正“教育”孩子，只能不断“应付风险”。
更令人担忧的是，教育现场的天秤，开始逐渐倾斜到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学生与家长的权利，却忽略了教师的教学权与专业界限。
特别是在部分私立学校，“顾客至上”的逻辑，正在侵蚀教育的本质。
所有大人都想保护孩子，却越来越少人愿意正视：孩子也可能滥用权力。
《铁拳教育》:以暴制暴背后难掩的教育现场
Netflix韩国剧集《铁拳教育》以“以暴制暴”的方式，对抗失控学生与崩坏校园，在台湾与韩国引起极大共鸣。这种共鸣，其实也反映了亚洲教育现场深层的无力感——教师角色逐渐失衡，权威被架空，而学校却缺乏有效的支持系统。
事实上，教师遭受霸凌的问题，并不只是亚洲现象。
2018年澳洲调查发现，超过70%的教师在过去一年内，曾遭受学生霸凌或骚扰；83%的教师坦言，因为学生与家长的霸凌行为，而萌生离开教育行业的念头。
韩国2024年的研究也指出，在1240名受访教师中，约82%的教师曾经历至少一种霸凌行为，其中67%来自学生，49%来自家长，而高达96%的教师曾目睹同事遭受霸凌。
当教师长期承受全面性的压力与不公平对待时，校方与教育体系，是否真的提供了足够的保护与支持？
当老师开始“防卫型教学”
马来西亚的教育模式仍以权威教育为主轴，近年来教师的权威也被逐步稀释和瓦解，迈向更尊重民主以及孩子的人权与身心健康。我希望这个过程，也能够守护教师的身心和教导权，不让校园失去教育的本意。
因为，当教师不堪投诉、骚扰和学生的失控，身心耗竭，而冻结自己的身心，其实损失最大的是教育现场的孩子。因为，教师为了免受指责和自保，而选择了“防卫型教学”（Defensive Teaching）。
他们不再愿意积极介入学生问题，不再投入额外心力，只求“依法办理”“不要出错”“保护自己”。表面上，他们仍然在教书；但实际上，他们已经逐渐冻结自己的情感与热忱。
一个长期处于恐惧与耗竭状态的老师，很难真正建立有温度的教育关系，也难以持续回应学生的学习需求，设计更有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教育现场。
不仅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国家也开始意识到教师遭受霸凌的问题，并重新重视教师的身心健康与工作界限。
韩国于2023年通过“保护教师权威四法”，保障教师教学权，避免教师因学生或家长的不合理投诉而遭到滥权处分。日本开始设立“学校律师”制度，为教师提供法律咨询与支持。法国、西班牙以及加拿大部分省份，也逐渐推动“离线权”概念，让教师无需在下班后持续回应非紧急讯息。
这些改变，其实都在回应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社会希望老师持续燃烧热情，那么社会是否也愿意照顾与守护他们？
马来西亚并未陷入这些国家相似的教育挑战，但我觉得他们做出的改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始终认为，守护孩子当然重要，而建立一个健康、友善且彼此尊重的教育现场，同样重要。
教师并不需要被神化，也不需要拥有绝对权威；但他们至少应该被尊重、被保护，并拥有合理的工作界限与支持系统。
我希望马来西亚的教育现场，不会让教师长期孤立无援，被迫陷入“防卫型教学”的集体耗竭；而是能够让老师有空间自我照顾、寻求支持，并重新投入教育真正的本质。
同时，我也希望社会对于“善待老师”的理解，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落实在制度、薪资、工作条件与生活品质之中。
或许，大多数老师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多。他们只是希望，在与学生和家长的关系里，能够多一点尊重、多一点信任，也多一点愿意彼此合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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