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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终有终点,但理解可以延续:我们为什么需要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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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命教育只是一堂课,听完之后,我们真的会记得多久?孝恩集团日前在孝恩馆举行生命教育合作共建暨交流典礼,并举办的《当青春遇见生死》专题交流会,从殡葬教育、大学通识教育及生命实践等不同角度,谈论一个看似沉重,却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生命教育?而三位分享者的答案,最终都指向同一件事:生命教育,从来不只是关于死,而是关于如何活,以及如何把这份理解,一代一代传下去。

死亡,是华人社会最习惯避开的一个词。

小的时候,大人们总警告我们晚上不要剪指甲、不要吹笛子,更不被允许提“死”这个字。长大以后,我们开始学会把告别藏起来。不谈死亡,不谈失去,仿佛只要不说,离别就不会发生。

但死亡从来不会因为我们避而不谈,就离开生命。反而是在真正失去亲人的那一刻,许多人第一次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学过如何面对死亡,也没有人教过自己,应该怎样面对悲伤。

离别,其实从小就在发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分享自己与死亡相遇的经历时,提到一个很多人都熟悉,却鲜少认真思考的事实:离别其实从小就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郑诗傧表示,其实我们从小就在经历离别,只是自己并没有察觉。(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在她5岁那年,奶奶去世;18岁时,父亲离开;20岁时,从小一起生活的外婆也离开了。但在那些年里,年轻的她并不理解“死亡”这件事。

在许多华人家庭里,大人往往不会告诉孩子什么是死亡。死亡被视为禁忌,孩子被保护在外面,却也因此失去了认识离别的机会。

大人总认为小孩不懂生死,也总因为忌讳而刻意避开生死话题。但当生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小孩可以怎么处理情绪呢?(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华人族群特别忌讳谈及死亡,甚至不愿接近死亡。但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处理离别和断裂。”她说,小时候如果告诉家人自己要去殡葬公司里演讲,家人大概会觉得不吉利。

郑诗傧后来把这种关系的断裂,比喻成小时候与同桌吵架时,两个人会把桌子拉开,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缝;但和好之后,又会把桌子重新并起来。

郑诗傧用小学生吵架后把桌子拉开来形容离别。(图片来源:pixabay)

上了中学,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三观,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和争执会变大,我们会开始筛选朋友;上了大学,会在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时,慢慢理解很多关系随时都会断裂,而过去的朋友慢慢淡出生活,也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离别。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所谓“失去”,不是成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

“失去”不是在我们成年后、做好准备后才会发生,生命教育可以从幼儿开始。(摄影:康偲盈)

“仔细回想,我们从小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离别和关系的断裂,只是我们没有察觉和正视。”因此,在郑诗傧看来,生命教育不应该等到一个人经历死亡之后才开始。

它甚至可以从幼儿园开始。

主持人王彪民则提供了一个更简单的方式:“让孩子养宠物。宠物的生命很短暂,我们可以让孩子从这里自己去体会到离别的感觉。”

殡葬教育不只是技术

来自中国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沈宏格,则从专业教育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生命文化”。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沈宏格分享了许多有关殡仪专业的知识,令人获益良多。(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他分享,该院校的殡葬专业最初面向15至18岁的中专生,学生毕业后可能真正进入殡葬行业,直接面对死亡。但在学习专业技能以前,首要任务是让他们理解生命以及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理解和看待死亡。

即使该院校目前已将殡葬专业拓展至大专阶段,但他们要求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的技术,更必须理解为什么要做这些技术。

沈宏格认为殡仪专业仅教授专业技能是不够的,更要教会学生理解生命以及生命的意义。(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我们要让学生了解什么是生命文化。生命教育和殡葬业的知识,只是技术上的充足就足够了吗?不够,我们还要教育学生生命的价值和认知。”他指出。

他提到,遗体整容和遗体保鲜课程是学生们相当感兴趣的课程。但沈宏格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怎样把遗体处理得更好看”,而是让学生理解,为什么要让逝者以更接近生前的样貌被亲友看见。

“丧礼上一般上会有瞻仰遗容的环节,给逝者化妆是为了保留逝者健康精神的面貌,保留逝者尊严之外,同时安抚亲友的心灵,避免让在生者感到害怕而不愿意亲近逝者。”他说。

沈宏格表示,遗体整容、遗体化妆和遗体保鲜都是为了保留逝者健康精神的面貌,给在生者留下美好的印象。(摄影:康偲盈)

因此,遗体告别不只是给逝者的体面,更是为了让仍然活着的人愿意靠近最后一次,留下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

他引用中国的一句话——“文饰遗体”,也就是用文化掩饰遗体。而寿衣、化妆,甚至墓园设计,其实都与这种观念有关。

李现在电视剧《春色寄情人》中饰演一名遗体整容师,改变了他对生死的看法。(图片来源:李现新浪微博)

沈宏格也谈到殡葬观念的变化。

如今中国更提倡节地生态殡葬,墓碑不再追求大和奢华,也不只是记录一个人的名字和在生年份,而是可以根据逝者的故事来设计,让墓碑成为承载一个人生命故事的标志。

就连墓园设计也趋向林园概念,就像一个小区。因为有的逝者在生的时候喜欢小区的氛围,有邻居、有生活、有陪伴;那么离开以后,在生者也希望逝者在离世后可以像在生时那样,住在一个小区里,不会只有冰冷而孤单的一块墓地。

现在的墓园有多种设计,其中一种趋向林园概念,就像逝者在生时住的小区一样。(图片来源:孝恩官方网站)

这说明殡葬从来不只是死亡之后的技术处理,它也是一门与记忆、关系及尊严有关的生命文化。

但沈宏格也提醒,生命教育不只是面向年轻人的教育。“一般情况是长辈先离开,后辈送别长辈,我们可能在长辈渐渐老去的年月中给自己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如果年轻人因意外或病痛比父母先离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情况对长辈来说是很心痛很难过的。所以生命教育是关乎所有人的事情。”

白发人送黑发人对长辈而言,是痛彻心扉的痛。(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悲伤切进心里,容纳生命的意义

生命教育推动者冯以量的分享,是当天最安静也是最沉重的部分。

对于冯以量而言,生死并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他少年时期亲身经历过的伤口。

生命教育推动者冯以量以自身经历分享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他的父亲在他13岁时离世,16岁时母亲患癌,一年后在农历大年初六也走了。那时候大家都告诉他要坚强,却没有人教他可以怎么处理情绪、如何面对死亡。

直到有一天,他在图书馆读到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散文诗集《先知》时,看见书中的一句话:“悲伤在你心里切得多深,就可以决定在你心里容纳多深。”

冯以量在父母双双离世后读到《先知》这本书,但当时的他对书里的观点并不认同。(图片来源:WULOLIFE)

“我当时非常不认同,因为我就在悲伤当中,只是不断地想,为什么会是我的父母,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甚至在母亲去世后,他曾经想过自杀。

“这是作为一个孩子想跟父母在一起的想法。”他坦言道。

后来,一位台湾辅导老师告诉他:“以量,你要主动面对你的哀伤,不要等到触景伤情的时候才来悲伤。”

 因为不了解生死课题,所以在面对死亡时就很容易被悲伤困住。(图片来源:pixabay)

所谓主动面对,并不是强迫自己马上走出来,而是把悲伤的主动权握回自己手里。

“我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难过,不必等到某个节日,在网络上看见大家晒全家福的时候,我才被悲伤击中。”他说。

主动面对自己的悲伤,无非就是不要让自己等到触景伤情的时候才被动感伤。(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多年后,他从事临终关怀工作时,遇见了一位15岁的少年。少年长期守在临终病房里陪伴母亲,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不离开的“二十四孝孝子”。冯以量好奇为什么孩子的父亲没有出现,在询问护士后才得知,少年的父亲在两周前去世了。

后来,少年和母亲都从病房消失了。冯以量来到少年的学校与他见面,少年看着比在临终病房照顾母亲时更憔悴。

少年把冯以量带到操场上坐着,四周安静得连风吹过的声音都听得见。

双亲刚离世的少年把冯以量带到操场上,向他打开心扉,袒露了自己的悲伤。(摄影:康偲盈)

冯以量不知该从何安慰他,便问他还好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少年只是苦笑:“还能怎样?”

这句话没有完整的答案,却杂糅了一个失去双亲的孩子所有的情绪,狠狠击中冯以量。

少年告诉他,母亲本身也有疾病,父亲是在给母亲买药的路上车祸去世的。父亲离开后,母亲就拒绝任何治疗,最终也撒手人寰了。

少年父亲的离世对其本就患病的母亲而言是重大的打击,于是也丧失了所有活下去的念头。(图片来源:pixabay)

“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哭,我却什么也做不到,只能静静地陪着他。”

那一次,他再次理解生命教育的意义:有时候,人不是需要别人告诉他“应该怎么走出来”,而是需要一个人坐在旁边,承认他的悲伤,陪他走过那一段最难走的路。

“因为我后来明白了,当初的悲伤切到我心上时,现在容纳的不是快乐,而是生命的意义。”

当教育开始谈死亡,生命才真正得以延续

在观众提问环节里,一名观众问道:一个朋友曾经表示不想活得那么久,身边的人应该怎么做?

冯以量的回答很简单:“陪伴和了解。有些话不需要多说,我们可以做的是陪伴对方去找生命的意义。”

在面对一个对生命没有希望的人时,不要急着去否定对方、给对方灌鸡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陪伴和聆听。(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主持人王彪民也补充道:“我们不要去否定和教育对方,然后给朋友灌鸡汤。因为对方现在的状态已经是在否定自己了,我们可以做的是聆听和了解对方的想法。”

这或许也是生命教育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它不应该只在一个人遭遇危机时才出现,也不应该只属于心理学、殡葬学或医学专业,而是应该从小开始。

生命教育不单单属于任何一个学科,而是应该从小开始学习。(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在“政府是否有必要把生死教育列入必要教育?”提问里,郑诗傧认为,如果自己有机会参与教育政策,她当然希望生命教育能够进入教育体系;但在此之前,她把问题拉回更近的地方:老师或许也应该先接受生命教育。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她认为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已经改变了。过去学生除了会向老师请教功课,也可能会把生活上的烦恼告诉老师。而如今资讯越来越丰富,人和人之间能够真正谈心的空间却未必同步增加。

“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能不能让老师们先上这门课,再从日常的教育中给学生灌输这方面的知识?”郑诗傧说。

作为教育工作者,郑诗傧认为教师应该先上这门课,才能在平日教课和相处中,教会学生们生死教育。(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因此,生命教育不一定要是一堂独立的课,它也可以藏在日常教育里,让老师懂得如何与学生谈失落、关系、生命与死亡,让孩子从小知道:悲伤不是需要被躲起来的东西,离别也不是不能谈论的禁忌。

死亡不应该只是书本上的一个词,而应该成为孩子真正经历过的一段生命经验。

生命教育是一种延续

这场交流会没有标准答案。三位分享者来自不同领域,说的却是同一件事:生命教育不是一门可以教完的课,而是一种需要被传递的理解。不要等到死亡真正发生以后,我们才第一次学习怎样面对它。

郑诗傧从小经历三次离别,却没有人教她如何面对;冯以量在15岁时想结束生命,却在多年后陪伴另一个15岁少年走过同样的黑暗;沈宏格在殡葬课堂上教学生如何面对死亡,也教他们如何尊重生命。

孝恩集团作为殡葬企业推动生命教育,正是想把在告别中获得的体会“往前移”,从“如何好好告别”,回到“如何好好生活”。而这场对话本身,就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

当一代人被认真教过、想过、学会了面对生死,并带回日常生活里,就可以把这份理解交给下一代。这或许就是生命教育最深的含义:它不是关于死亡的答案,而是关于如何把生命的意义,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生死教育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教育,让这一代人开始学会向死而生。(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冯以量后来回头看自己少年时期的悲伤,终于明白,纪伯伦那句话或许说的并没有错。

当年的悲伤切得越深,如今心里能够容纳的,不是快乐,而是对生命意义更深的理解。

生命教育也是如此。

生命教育不是一门可以教完的课,而是一种需要被传递的理解。(图片来源:相关单位)

它不是把人教会“死亡”,而是让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更懂得珍惜、表达、告别与陪伴;让一代人经历过的失去与领悟,不必随着一个人的离开而消失,而能够继续传给下一代。

生命终有终点,但对生命的理解可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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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偲盈

访问网记者。毕业于浙江传媒学院双语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希望用文字,为世上的人和事留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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