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些时刻所发生的大事，会永远印记在一个人的脑海。
就像10月3日那天是东西德统一的30周年。不要问我为什么，1990年10月3日那天，我就是记得很清楚：当天没课，也不上班。我随便在伦敦东区乱逛，在古典漂亮的Leadenhall Market随意买了个沙拉米法棍三明治当午餐，然后搭地铁到西北区Finchley Road一带走走，在Waitrose超市（我将其自译成浪漫的“等待玫瑰”）买了几瓶德国啤酒，然后回到住处看统一庆典直播。
虽然室友完全不了解德国统一与我何干，依然加入助兴，其实我是因为东德共产政权垮台兴奋多于一切。毕竟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到他推行改革，到六四学运血洗天安门到东欧共产政权逐个瓦解，再到苏联自我解体，年轻的我有幸目睹国际的风云变化，对集权和共产不再存有任何幻想。这点上，我和1960和70年代，因为文化大革命和越南共产党战胜美帝国而对共产主义存有浪漫情怀的前辈们截然不同。
当晚，英国的两家主要电视台BBC和ITV都从柏林布兰登堡门现场直播，德国老总理科尔发表统一演说，一度感动到哽咽；还有一个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东德女士接受访问，室友大声说：“英文这么好，肯定是间谍 !” 我边喝德国啤酒边笑。庆典结束前，西德国旗升起，奏起贝多芬的《欢乐颂》，我和室友举瓶畅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此步入历史。
当时的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在几年之后误打误撞跑去学德文。
1997年秋天到前东柏林郊区小城Frankfurt-an -der-Oder的欧洲大学当交换学生，就在波兰边境。在学校安排下，参观了好些前东德博物馆，看到有人被监视、窃听，甚至被迫写信给西德亲人的档案和证据，他们报告自己在“民主德国过著幸福快乐的生活”，感到啼笑皆非。
有个前东德老师说：“我们在东柏林搭地铁经过西柏林的站，虽然过站不停，却看得出那边的人生活品质好太多。那些年只有东德人冒著生命危险由东往西逃，几乎没有从西边过来定居的同胞。大家都心里有数，心照不宣。”
确实如此。其实东德的生活素质在当年的东欧集团中名列前茅，工业和科技发展仅次于苏联；教育，医疗和住屋等等全部由国家供应，物资虽然不如西德丰富多样，却从来不曾短缺。
但人类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满足而已。像东德那样，经济水平达到小康的程度，社会环境基本稳定之时，总会有人想渴望得到更多，例如西德的民主选举和言论自由等等。
如今不少前东德公民怀念凡事由政府津贴，每个人手上都有铁饭碗的日子，但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再让社会统一党一党独大，严控思想？心里恐怕还是矛盾的。或许他们真正想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民主社会的自由。这两者当然未必不可兼得，只是当年的东德政府并不准备权力下放，而东德的年轻世代已经等不及要让西德“收购”了。
无论如何，今天的德国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欧洲第一强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方面，做得比英国和南欧国家都来得好，我尤其欣赏它作为一个汽车大国，无论当年的东西德却都不曾忽略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建设，让我羡慕了三十年。
我想起克罗地亚的前上司，她就是在80年代中开始穿上土土的牛仔衣去参加地下舞会，偶尔和一些年轻人出席反当时南斯拉夫政权的抗议活动。
“我父母都是党员，已故铁托总统的信徒。我们家有住房、有款式老土的Yugo汽车，其实不少南斯拉夫人过得和我们差不多。可是每一次去意大利和奥地利，我就感受到西欧社会氛围的不同，我向往那样的思想自由。”
我记得那位东德老师也是如此说。
另一个父母在1980年代初以难民身份从罗马尼亚去美国的朋友说：“如果国家趁早改革经济和政治，或者他们预料得到没几年西奥塞斯库独裁政权就崩溃的话，就肯定不会逃亡，我也不会是罗马尼亚话说得很烂的美国公民，而是英语说得很烂的罗马尼亚人。
那是国际上波诡云谲，风起云涌的时代，瞬间曾经存在的国家就这样消失（例如南斯拉夫和东德），曾经消失的国家又再度出现（例如斯洛伐克共和国），有的民族原本看似差别不大，忽然就成了很具体清晰的两个国家，好比俄罗斯与乌克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以及捷克和斯洛伐克等等。
这一切的变化不但迅速，并且彻底，充份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国家或领域是“自古以来就是谁的”这回事，于是早就做好马来西亚或许哪一天也会瓦解的心理准备。
若真有这一天，但求彼此之间是和平签字，分手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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