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我是90后

我们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答对,却没教他们怎么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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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当记者这段时间,我跑去当华文家教。

我手上的学生有的4年级、有的6年级、有的3年级。补习的时候,我偶尔会给他们一些小作业,也会有时间让他们自己做功课。每每遇到不会的问题,他们的小手就会在答案栏目旁周旋,转啊转啊,起码也得转个三圈,转到纸的第一层都磨出来了,才会慢慢地、带点不好意思地告诉你,其实他不会做。

有时,课堂上也会有一些互动环节,要他们回答一些问题,但只要答案不肯定,就声若蚊蝇, 深怕在远方的某个巫婆听到后会冲过来咬人。

相处的时间长了、久了,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不会做,更多的是害怕做错。

我跟他们一样,是华小的成品。我们自小就接触一种学习模式,即从作文到理解文,几乎每一道题都会附送一副“使用方法”。作文要审题,什么样的重点一定得出现,如果使用成语就有多少分之类的;理解方面,句子一定要完整,什么样的关键字一定要在里面才会算分。

图片来源:网络

有的时候,我会错觉自己不是家教,而是拆弹专家。遇到怎样的题目,要先剪第一条电线,然后第三颗按钮,然后……  

我能理解部分题目的用意就是考验学生技巧,数学一定只有一个答案,语法题大概也是如此。吊诡的是,当今教育部在考卷中所穿插的KSSR高层次思维习题(KBAT),用以激发学生学会自由思考的思考题竟然也有关键字,要点中才有分。

结果,学生每天都要像在猜女朋友的心那样,小心翼翼(可能引发糟糕的后果包括订正100次)。时间长了,炼成只要不是100%肯定的答案,都不会填进去,反之是空着放着(然后去学校抄朋友的)。

现实是很矛盾的,我们鼓励学生在错误中学习,但却没给学生错的机会。

我们从小接触的赏罚制度,都会教我们什么是对的答案,但从来没有教我们原来可以犯错。答对了,作业簿上就有星星;答错了,头上就有星星。长期下来,我们都以为对的答案是唯一的答案,所以不管是功课,还是人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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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对人生第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担心选错科;我们面对人生第一份工作,我们担心走错路;我们面对人生第一名伴侣,我们担心跟错人。我们过于担心,所以到最后就回到了我们当初做填充题时的那样,放着空着。看看身边的朋友做了什么工、选了什么课、走了什么样的路,我再跟着去做。

我们当然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是一帆风顺的不是人生。长辈都希望我们走对的路,但走错路的几率太高了。你念了医学系,偏偏医生过剩。你想当律师,偏偏第一场官司就输了。

草莓族从哪儿而来,就从不能承担错误开始。

最有能力的孩子,不是通通都对,而是错了还能站起来。对我而言,“犯错”的能力伴随着“打破格局”的创意,有这种能力的孩子,作文总能出现一些“风和日丽”以外的事。可惜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因为他们很常离题。

我偶尔幻想20、30、40,甚至50年之后的世界长什么样,可能到时全世界都会写程序,人工智能也能做手术、记者都有机器人可以写稿了。也许到时需要的是更跳脱,更无限的想象力,去创造这些所谓“取代人类”的机器。但这些创意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从勇敢发问蠢问题,勇敢面对实验失败,再经由不断改正而炼成的。

或许,我们应该换个方式面对小朋友所谓的“犯错”。错的答案不是完全错的,至少,他在勇气与想象力的方面做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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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偷

原名廖诗弦,90后诞生的新闻记者。先是拿药剂系奖学金、再去念了中文系、最后选择当记者。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剧,无需固定脚本,只需勇气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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