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个星期，爱尔兰男子乐团Westlife来吉隆坡开演唱会，去年底一宣布，三两天票就被抢光；我过了追星的年纪，也没什么觉得遗憾。但竟然有朋友送票，我当然不会say no，立马感谢。
演唱会当晚下班后，赶搭陆兆福眼中可以媲美香港地铁的捷运再转轻铁，山长水远从家里到武吉加里尔参与其盛，手舞足蹈，尽情享受青春的回忆。最自豪的是全场的歌曲，包括他们翻唱ABBA的曲子，我不会唱的只有〈Hello My Love〉，因为那是他们近几年的作品，比较不熟。毕竟大叔阿姨们听的都是年代久远的歌曲啊！哪个老歌手开演唱会只唱新歌，恐怕要被丢汽水瓶。
真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啊！吉隆坡劣质的公共交通我也就暂时不计较了。
对我而言，这其实是一场迟了23年的演唱会。
2000年春天，刚刚窜红的Westlife在伦敦有一场小型演唱会，地点好像是在一个剧院之类的。有个同学有票，问我要不要陪她去听。心动是一定的，可惜我周末必须打工，只好推掉。
不久之后，他们从给Boyzone和Backstreet Boys暖场的配角，成功登上温布利体育馆（Wembley Arena；即现在的OVO Arena Wembley），还全球巡回演出，确立国际巨星的地位，想看他们的演唱会非得抢票不可。
Boyzone和Westlife大概是爱尔兰史上最成功的流行音乐组合了，也是当代最显著的爱尔兰软实力文化输出之一。他们走红的1990年代，正好也是充满历史悲情的爱尔兰经济起飞的时代，尤其让曾经残酷殖民又剥削其劳力，至今仍控制着北爱的英格兰人另眼相看；这两个组合象征着新一代的爱尔兰人：充满自信，朝气和国际化；那个年代，爱尔兰人逐渐摆脱劳力输出国的形象，积极吸引欧美的高科技投资，有”凯尔特虎”（Celtic Tiger）之称。
我旅居伦敦的那个年代，正好遇上爱尔兰经济崛起，英国媒体特别关注这个前殖民地。那时候的欧洲共同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多个成员国像是英国、法国、丹麦，甚至最为开放的荷兰，都酝酿着一股反对欧洲政治与经济整合的氛围，几个欧共体公投都被否决。爱尔兰却相反，每次都以65%以上的票通过，政府甚至在各个高速大道竖立“欧共体资助了爱尔兰70%以上的公路项目”之类的广告牌。
1995年夏天，一个香港朋友的弟弟为了搞97大限移民，到爱尔兰的小城蒂珀雷里（Tipperary）投资开中餐馆，朋友知道我熟悉厨房的工作，恳请我去帮忙。我就这样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帮对方打理采购食材、厨具和设计菜单等工作。当时店里有两个非常热情的爱尔兰女孩在打工，我们熟络起来。其中一个会在餐厅休假那天开车载我们到处看看，一路上天南地北聊个不停，我也因此学会辨别爱尔兰和苏格兰口音。
另外还有一个在餐馆兼职的爱尔兰阿姨，知道我住在伦敦，不时告诉我她年轻时候因为家里贫穷，到英格兰打工，家乡人对她一家多有闲言闲语。1960年代，爱尔兰还是个保守封闭的天主教社会，这些勇敢走出去的女子，都免不了被贴上“不正经”的标签。
女性移工被强制背负的道德使命从来不曾少过。爱尔兰裔的英国学者克莱尔·威尔斯（Clair Wills）写的《爱人与陌生人：战后英国移民史》（Lovers and Strangers：an Immigrant History of Post-war Britain），就记录了好些二战后到英格兰打工的爱尔兰女孩的故事，她们多来自当年贫穷的乡下，被乡里视为“背叛爱尔兰的天主教信仰到堕落糜烂的伦敦追求物质满足”，一旦回乡买房子又成为当地“成功的楷模”。
我又想起1990年代末在伦敦Euston车站的咖啡厅打工，爱尔兰裔厨房主管Yvonne。她对Boyzone和Westlife这些风靡世界的流行组合，甚至更早以前的希妮德·奥康娜（Sinéad O’Connor）和恩雅（Enya）之类的爱尔兰裔另类歌手毫无兴趣。对她而言，这些“乡亲”的成功与她无关，虽然她超过30年的移工生涯，涵盖了家乡从贫穷到富裕的奇迹。她于1960年代某一天离家出门到英格兰打工之时，可不曾想过有一天爱尔兰的人均收入会是英国的两倍。
今天的爱尔兰富裕了，背后都有她们的付出。虽然像Yvonne这样的海外基层移工几乎消失了，但同样的故事仍旧在其他不同国籍的人身上上演，包括大批在新加坡打拼的马劳在内。不同的是，像爱尔兰那样以两代人时间扭转命运的奇迹，我这辈子大概是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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