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婆死了。”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一时转不过神，妈妈向来说话会跳来跳去，本来谈着巴刹的猪肉粉很好吃，一下却跳去印尼婆死了。
“她一回到印尼两个星期罢了，就死了。”她继续说道。
我心里一寒，我知道她说的印尼婆是谁，虽然没有见过，但前阵子妈妈有说过她的故事，最后一次听说是她在工作时晕倒了的消息。
印尼婆来吉隆坡也有十多年，七八年前跟几位同乡租下我妈妈家隔邻的排屋，妈妈说她们大部份都是来自印尼的穷乡僻壤，来到这里都是当钟点女佣，帮人打扫家里，每个月省吃省用，赚到的钱都汇回家乡，买嚤哆给老公，修理老家屋顶，供孩子读书。
上两个月，印尼婆在忙着干活时晕倒，送去医院急救才发现她两个肾都已经衰竭，幸好及时获救。她醒过来，吵着要出院，医生说：“只要你可以坐上轮椅，我才允许你出院。”
在医院休养近一个月，终于可以出院，但却拿不出二十千令吉的医药费，同乡姐妹东凑西借，她才成功出院，过了几天，就买了一张机票，坐着轮椅上机，飞回去那朝思暮想的老家。
前几天，妈妈遇见她的同乡姐妹才知道她回去两个星期之后，在家人的陪伴之下，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对妈妈说：“至少她没有客死异乡。”
我突然想起我怡保朋友的父亲，在九十年代初两公婆跳飞机去纽约，那时候我朋友和她的妹妹就寄养在外婆的家，她说：“那时候我们班上同学几乎都是跟着公公婆婆长大的，因为大部份的父母都去跳飞机了。”
她的父母在纽约当非法移民，父亲躲在餐馆内洗大饼，母亲就在当地华人家里当女佣，每个月汇钱回来，供到她们两姐妹长大成人。
“我妈妈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回来，但是爸爸还是留在那儿工作，直到他死那一天。”
她的爸爸在纽约去世后，她一个人飞去纽约处理后事，回来时，她在飞机上泣不成声，她没有想到二十年来跟爸爸的第一次相见，看见的只是一个冷冰冰的骨灰坛。
“我爸爸有跟我妈妈说过，万一有一天我死了，请带我回家，这里不是我的家。”
我想起外公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我死也要回中国死。”
外公三十多岁时就跟外婆从中国梅县漂洋过海来南洋，他们在文冬落脚，做起打铁生意，定期寄钱回乡养家，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在这里只是一名过客，终归有一天，赚到钱后，就可以衣锦荣归，一家团聚。
后来，他们在这里生了五个女儿，在战乱时，生活艰苦，难以维生，就将其中两个女儿送给别人，幸好，她们长大后，还有保持联系，我们都叫她们阿姨，那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亲情关系。
“有一次你外公竟然中了万字头奖，全部奖金也是寄回中国乡下，他很想有一天可以带我们回乡落叶归根。”妈妈说其实待她们长大后，各自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相信外公早已经知道他的心愿是再也无法实现。
终于，等到中国开放后，外公和外婆第一次回乡探亲，四十年第一次跟自己的大儿子相聚，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是非常开心。
只是回去不久之后，舅舅就拨电通知我们，外公在乡下病逝了。
我相信他是带着安乐的心离开，躺在祖国的怀抱，那可是他这几十年的唯一心愿。
那一天跟朋友聊起祖国论，他说中国是他的祖国，我就问了他这一句：“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你死的那一天，你会死回去祖国，葬在祖国吗？”
在我的心中，只有像印尼婆、怡保朋友的父亲和我的外公，他们才最有资格说自己是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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