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是我当年硕士班认识的同学，我们因为热衷欧洲和国际政治，后来成为好友。虽然不常见面，二十几年来却保持固定联系。由于工作关系，他十年前离开伦敦，先在布达佩斯教书，后来和德国人结婚而移居柏林。今年初，他们夫妇搬了新房子，邀请我去小住。于是我最近趁回伦敦之便，“顺道”去柏林探望他们。
丹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美国人，因此拥有双重国籍。英国脱欧以前，他可以自由在欧盟的二十七个国家自由就业，无须工作证；2020年以后，他必须办理繁复的手续才能留在德国、匈牙利或奥地利教书。
过去几年，他都曾考虑入籍不轻易承认多重国籍的德国，却因为必须同时放弃英美国籍而犹豫。德国目前正着手修正国籍法，放眼明年中以前通过国会，大幅度放宽多重国籍的条件，正式告别以血缘为主的国籍法，符合现代国家的标准。
“我哥哥和瑞典人结婚，现在也有了瑞典公民权；妈妈又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家本来就很国际化。”他笑说。
“英国前首相梅翠珊（Theresa May）曾经说过那些自称世界公民的人其实无根（if you believe you a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you are a citizen of nowhere），你不怕失根吗？”我调侃他。
“Load of crap!”（一堆废话！）他大笑。
言归正传。政治上保守的德国之所以决定修正国籍法，是因为以血缘为准的概念在具有纳粹主义历史的德国日益受到质疑；加上过去三十几年，欧洲经历了苏联瓦解，大批曾经是前苏联国家公民的德裔人士“回归”德国，东西德统一，以及经济高度自由化，拥有外籍背景的德国人（像是大批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等），或拥有德裔血统的外国人（例如美国人和阿根廷人）自由流动，或就业，或就学，或通婚，却经常因为僵化的国籍法，导致许多人最终选择另一个国籍或离开德国，对于需要外来人力资源以及面对严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德国，是极大的损失。
我离开柏林后，最新消息是国籍法修正法案被延后，听了有些可惜。
无论如何，国籍的本意是予人一种行政上的方便，也界定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的权益。归根结底，源自为了解决欧洲王国和帝国之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后来也成为压迫原住民的工具（尤其是美洲、非洲和澳洲）。来到现代，只允许一个国籍其实是落后的做法，尽管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在内的国家出于各种考量，仍然坚持。
一个国家是否承认多重国籍，固然会为个人带来便利或困扰，最重要还是避免把个人的认同或效忠与之挂钩。像过去这些年，民主行动党为了选票，炒作“外劳投票”，以此呼吁公民出来投票“救国”，就非常可恶；“改邪归正”前的巫统或现在的土团，也不时有人质疑非马来人／穆斯林对国家的效忠，尤其热衷以一个人是否说流利的马来话作为衡量的标准，都是不可取的作风。很多人动辄以“孟加拉人的马来话说得好”来嘲笑马来话不好的华人，也没见他们因此对孟加拉劳工更友善啊！
我相信所有政党都有党员（甚至领袖）曾经或现在拥有他国的永久居民；行动党就有前议员目前长居美国；澳洲是好些马华公会领袖的“第二家园”，也是公开的秘密。支持所谓“团结政府”的选民，有多少人拥有新加坡或台湾的永久居民身份，应该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如果要以热爱和效忠国家作为最高准绳，这些人最应该接受检验。
我对国家这种虚无缥缈的概念没什么认同；对我来说，当今世界的国籍和护照只是为个人提供便利，避免权益遭剥削或否决。因此，公民权是为个人服务，而非本末倒置；一个公民或居民，尽力为社会贡献，或做好人的本分，不伤天害理，作奸犯科即可。把国籍与个人价值划等号，肤浅而幼稚；这个现象，在其他发达的民主国家也很常见，却是贻笑大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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