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郑丽文会见习近平，在南京中山陵的致辞中，把台湾今日的处境归因甲午战争与日本殖民，更借用孙中山的革命与民族历史来强化论述。这套话术是先用文化与历史铺陈情感，让人沉浸在文化同根血缘同脉的乡愁里，再利用文化偷渡政治，把民族情感变成国家认同，再把国家认同偷换成对政权的归顺，把最需要分清楚的两件事，故意搅成一团。习近平在会面中也重提“根在大陆、心向祖国、魂系中华”，实际上，那条“根”随着对谈也慢慢演变成一条绳，让愿者伸出脖子自己上套。
其实，整个华人世界对这套叙事如饮甘露的，大有人在。尤其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至今仍有许多华人因为用汉字、过新年、祭祖先，便在情感上靠拢中共。仿佛文化同源，忠诚理所当然便该同路。但是文化认同是一回事，政治认同又是另一回事。文化是传承下来的生活方式、习惯、审美与价值，像流动的水，滋养记忆，也融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不是水，是人的手，牵涉的是如何指挥权力、如何控制资源，如何安排自由与服从。前者可以情深，后者却是严肃的事，不能凭唐诗宋词、包子汤圆和咚咚锵便含混带过。
说得更直白一点， 几百年来我们使用阿拉伯数字，也不会因此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
谈到文化，马来西亚华人最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我们是海外华人中最坚守中华文化的群体之一。我们即不是倚着中共政权的庇荫，更不是在马来西亚政府安排好的舒适位置上高谈中华文明，我们是在夹缝中守文化的人。若说哪个领域最能体现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意志，那就是华文教育。
夹缝中生存的华文教育
独立后，政府的国族教育政策，一路打压华文收窄民族教育。在这样的现实压力之下，华社不是没有妥协的理由，却仍选择逆流而上，成立董教总守住独中体系。许多家庭明知孩子未来升学与进入公务体系会受局限，仍坚持后代接受中文教育。别人靠国家，我们靠自己；别人靠政策，我们靠一代代人捐款、奔走护校和牺牲。为了让华语、汉字、姓氏代代相传，有人甘愿省下生活品质，把真金白银和前途机会一寸寸垫进去。
我们已经证明：中华文化可以离开那片土地而生存，不但生存得更有生命力，还融合热带雨林活泼开朗的DNA。
因此，马来西亚华人若谈中华文化，是有资格把话讲重一点的。因为我们的热爱没有只停留在嘴上把自己叫作炎黄子孙，就觉得尽了本分，乃是一代代人用现实代价换来的结果。也正因如此，每当有人把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效忠中共的情怀绑在一起，总给人一种不识货的轻佻。
事情真正荒谬之处，更在于如今最爱拿中华文化说事的中共，恰恰是近代史上对中华文化下手最狠的那一个。要知道中共深知文化能呼唤民族情感，妥善利用民族情感就能巩固政权。文革时中共批孔，现在大外宣却尊孔。 昨日还是封建糟粕，今日便成文化名片。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批孔扬秦，破四旧之下，宗庙、古迹、古书、古圣贤思想，从孔子老庄到先秦诸子，都被践踏与摧毁。当时，大学生们来到山东曲阜，捣毁孔庙，砸碎孔子塑像，甚至挖开孔子后代的坟墓，将遗骸焚烧后抛洒在荒野中。
但是在马来西亚，我们有尊孔独中，庄严洁白的孔子像矗立在宽柔中学大礼堂前。孩子们天天从它身边走过，把仁义礼智信，识规矩懂方圆默默记在心里。
被政治化的中华文化
讽刺的是，自2004年起，中共却在全世界广设孔子学院，以推广中文与文化之名进行渗透和间谍工作。儒家价值观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是从家庭到个人修养的精神参照，对于中共而言，要批要捧，随需求而变。
然而，若把文化大革命只理解为砸文物、烧古书、毁器物的物理破坏，那仍然是看轻了它。文革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毁掉多少古迹，而在于它毁掉了天理和人伦。
中华文化最深邃的部分，从来不只是书画、瓷器、祠堂、古籍，更是人与人之间一层层细腻而严谨的秩序。父子之间如何讲孝与慈，夫妻之间如何讲情与义，师生之间如何讲敬与教，长幼之间如何知分寸、懂进退，这些才是中华文化真正厚重深远之处。文革最恐怖之处，正是把这一切彻底颠倒，并以政治忠诚取而代之。
当人被制度要求日复一日背诵“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意识形态便不再只是标语和口号，而会慢慢钻进人的脑袋，改写他的情感、判断与良知。到了最后，人不再首先是儿子、丈夫、学生、朋友，而首先是一个向政权表态的怪物。于是，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批斗，学生羞辱老师。巩固政权的党文化取代了天理人伦，政治立场碾压了基本人性，把集体推入癫狂，最终造成全国相互批斗、相互残杀的十年浩劫。
张志新案，正足以说明文革的残酷。她不过是质疑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便被打成反革命，长年遭囚禁、折磨，临刑前甚至被割断喉管。另有张红兵“大义灭亲”，把不认同共产理念的母亲送去赴死的故事，更是令人背脊发凉。这些历史不只是血腥，更是向世人证明了这个政权有能力把人改造成只剩忠诚，却没有良知的工具。中国文化几千年讲的亲亲相隐，骨肉之情，根本毫无招架之力。
因此，文革绝不只是一段历史污点。它开启了以巩固政权为目的，重塑社会道德结构和行为习惯为手段的政治工程。 70多年的治理下，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被一套特殊的逻辑所主导：政权高过人权，表态重要过得体，服从大过真理。它塑造出来的制度，从思想、文化、经济、教育、生活层层面面都朝这个方向来管控。顺民不只是自然产物，也是一种被权力改造过的人格。
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日不少中国民族主义者走到世界各地，到处要求他人表态：中文是国际语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东升西降中国超越美国。把本应属于外交和政治的问题，变成一场场街头的忠诚测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内部批斗，演变成走向世界各地的外部批斗， 形式不同，心理结构却不变。
不再是政治手段，信仰是老百姓日常
反之，在多党竞争、可批评、可更替的马来西亚，政治不必全面吞噬生活。人民可以骂政府，可以换政府，可以组织社团，可以上街抗议，可以在选票中表达不满。一个人若能质问权力，他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连沉默的方式，都会不一样。这样的差别，久而久之，就不只是治理的差别，而是公共人格的差别。
再看宗教与民间信仰，差别更是一目了然。新山古庙游行、台湾三月疯妈祖、新加坡七月歌台、香港黄大仙等，都是一炷炷香一盏盏油灯，把地方、人情、生活的记忆串在一起。在这些地方，寺庙和节庆不只是景点和表演，更是老百姓的日常，也是双手合十把今生的无助向上交托。
然而共产主义看待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今日的中国，寺庙殿宇固然恢宏，石壁、飞檐、供炉也都雕刻精美，却都只是被收编为赚钱的文旅资源，而不是民间自发的敬虔。信仰也只是售票窗口背后的一门生意，灵魂没有香气。 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何这个国家总给人财大气粗的观感，只是若硬要说有什么信仰，大概最高的神，终究只是财神。
心中无神，目中就无人，随之而来的是行为上的邪恶和对生命的蔑视，残害同胞的毒奶粉、地沟油、活摘器官、电信诈骗，老人碰瓷更在这个政权治理下的社会，层出不穷。
以后，当文化的招魂幡旗又再被祭出时，生活在民主世界的海外华人应该立定站稳，无论风动幡动，都要紧记：文化是水，滋养记忆和身份；政治是手，掌握权力和命运。最要紧的是，别让我们温热的中华情，被权力的手扭成套住自己的上吊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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