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屿广东暨汀州会馆（以下简称“广汀会馆”）肇基至今已有230年（发源于1795年），亦是槟城颇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该会馆阵容庞大，辖下汇聚十八属会，涵盖广府、客家、海南及潮州四大方言群。具体成员包括：槟榔屿南海会馆、庇能番禺会馆、槟城东安会馆、槟城顺德会馆、槟榔屿中山会馆、庇能台山宁阳会馆、槟城新会会馆、槟城从清会馆、槟城三水会馆、槟榔屿惠州会馆、槟城嘉应会馆、槟城增龙会馆、槟榔屿大埔同乡会、北马永定同乡会、槟城肇庆府会馆、槟城海南会馆、槟榔屿潮州会馆及槟城汀州会馆。
广汀会馆长期负责丧葬与义山事务，共管辖广东暨汀州第一至第五公冢。
其所管理的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亦称白云山第一公冢，以下简称“广汀第一公冢”），主要安葬清代来自广东省各府县的先民，亦接纳来自福建省汀州府及漳州府诏安县的客籍人士。虽说汀州府及诏安县在行政上隶属福建，但其族群因语言文化与槟城主流福建群体迥异，遂在当地融入广东社群，形成“广东暨汀州”这一独特的跨域结构。
广汀第一公冢的设立年代，亦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广汀第一公冢之设置与槟城开埠几乎同步。尽管其确切年份尚难确定，但据郑永美考证，义山现存一块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清显考字廷贤曾公”墓碑，足以证明该公冢在槟榔屿开埠第九年即已存在；而此碑亦为会馆认定公冢肇基时间的重要依据。
117座总坟研究
《肇基槟屿 岿然成乡：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总坟汇编》一书出版于2025年，由白伟权及黄燕仪主编。全书共分三册，系统收录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内的117座总坟，并依社会关系加以分类：第一册收录业缘性总坟14座，第二册收录地缘性总坟38座，第三册则收录数量最多的血缘性总坟65座。
从书名及上述编排方式可见，本书研究核心在于“总坟”。所谓总坟，有别于私人墓葬，系由团体设立、用于安葬无后人祭祀者的集体墓冢。这种源于“入土为安”观念的丧葬文化，确保了身后无依者亦能获得妥善安置。在此概念界定之下，编者亦据社会关系分类，并分别论之，其具体原则已于前文交代。
图文互证 呈现总坟原貌
围绕这一研究核心，本书的编写体现出明确的方法取向。
作者方面，本书汇集了地理学、文学及社会学背景的学者，包括白伟权、阮涌俰、陈矜伶、陈剑虹、黄裕端及黄燕仪等人。其跨学科背景，亦直接反映在具体的记录方式与呈现体例之中。
编排方面，全书采用“图文互证”的方式：文字部分，每则条目均设“墓碑小档案”，系统记录墓柱、对联、石香炉题字、风水描述及原始碑文；视觉部分，每座总坟均配有远景与近景照片。
此外，其记录范围亦不限于主碑，更延伸至香炉铭刻、后土福神碑及附属墓碑群，在现有材料条件下，尽可能呈现总坟的物质原貌与空间布局。
研究发现：空间分布、时间序列与文献补遗
在此基础上，此书在分析上亦有所推进。有关方面，主要体现三项突破。
首先是空间分布的规律。作者利用地图标示发现，血缘性总坟在空间上呈现高度集中。据此推断，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极可能是马来西亚总坟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义山。
其次是时间序列。统计显示，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的总坟有52.1%建于1851年至1900年间，而1850年之前仅占9.9%。由此可见，这一建坟高峰期与槟城作为北马贸易枢纽的崛起高度重合；随着槟城华商在霹雳、吉打及泰南等地投资获利，各类地缘与血缘组织在乔治市相继成立，促成了19世纪下半叶大量总坟的修筑。
最后是文献补遗。概言之，本书补录了傅吾康《马来西亚华人铭刻萃编（第二卷）》中所遗漏的《广东暨汀州公冢装水喉征信录》，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缺失的大量人名资料。
墓冢作为历史文本
除此之外，本书也引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学术议题。例如，总坟“后土”名称繁杂，包括后土、福神、龙神等，其属性异同尚待厘清。又如，部分总坟在短时间内重复建立（如“皇清八和堂总坟”在13年间两度立碑），其背后的成因若能深入考掘，将有助于还原广汀社群更细致的历史面貌。综言之，这些问题虽未在书中延伸讨论，但亦为后续研究留下了可继续探索的方向。
另在公共意义层面，本书的出版亦体现出三重价值：其一，确立地景地位。透过系统的文献记录，将散布野外的墓冢转化为具法律与历史效力的文本，为相关文化地景的保护提供学术依据；其二，清晰的图文梳理降低了公众考察门槛，使一般市民得以透过阅读了解地方历史的脉络；其三，建立合作范式。本书展示了民间社团与学术界的合作路径，为其他州属的义山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
不足与建议：校对、引述与术语界定
尽管成果扎实，启示众多，但此书在细节处理上仍有完善空间。
首先，就校对而言，内文尚见少量衍字（如“由于坟广汀公冢”）及别字（如“较准”应为“校准”）。
其次，在内容编排方面，同姓氏总坟的叙述文字略显重复，表达方式亦可更为多样；在史料引用上，血缘篇主要依赖《槟州宗祠家庙简史》，来源相对单一。若能补充各会馆所编特刊或会议记录，如《槟榔屿嘉应会馆会议记录（第一册）》等一手文献，或可进一步提升史料厚度。
最后，就术语界定而言，书中多处使用“墓志铭”一词，但相关照片与实物中，多未见符合标准墓志铭体例者；部分被称为“碑铭”的文字，实为墓墙铭刻。若能进一步厘清术语使用，文献分类与论述当可更为清楚。
保留槟城华人社会集体记忆
综上所述，《肇基槟屿 岿然成乡》虽在编校细节与术语界定上仍有打磨空间，但其核心价值，在于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对广东暨汀州第一公冢内117座总坟进行系统整理，使之转化为可供查证的史料。此一工作既补正了前人研究的缺漏，也为槟城华人社会保留了重要的集体记忆，具有明确而扎实的学术与公共意义。
进一步而言，广东暨汀州社群这一跨域组合的个案，亦揭示华人社会并非整齐划一的整体，反而是在迁移、安葬与社群组织等过程中，由不同来源与背景的群体逐步编织而成；所谓“广东”与“汀州”，亦非自然归类，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社群结构。
这一例子亦提示，族群关系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由此而言，槟城的历史经验未必适用于吉隆坡或新山；即便同属“华人社会”，各地社群关系与组织形态，仍需放回其具体历史脉络中理解，难以用单一模式概括。
依此言之，本书所触及的，正是华人社会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由建国前族群并存、界线分明的状态，逐步走向同中存异的过程。所谓“华人社会”，究竟指向何种社会形态？所谓“华人”，又是在何种历史脉络中被界定的群体？对此过程的理解，唯有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与历史脉络之中，方不致被过度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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