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猪业在马来西亚无疑是敏感且边缘的课题。风波一起，有人抗议捍卫猪农权益，也有人反对在自家前门建养猪场，选址是为难题，更难的是在落实层面。众人皆问，谁去做，谁敢做？也不意外，原先对外宣布的武吉达卡（Bukit Tagar），在一众反对声浪下，首相安华最终也宣告搁置。而2026年2月10日，雪州苏丹表明雪州不得再有养猪场。 猪农被停执照，迫搬迁，他们在制度底下无从选择。当然，猪农在营业之余，也该负起社会责任，提升环保措施；唯在搬或不搬、传统或现代、分散或集中之间，要有一条明路指引。有人在等20年前政府提过的搬迁倡议，因而不敢轻举妄动投钱升级；有人早已改建为封闭式养殖场，全数搬迁无疑亏损至极；有人按兵不动，在空的农场守候，但手停口停，又能等多久？ 猪肉切莫变成华人身份认同的课题。在这雷声大雨点小的现代化路程中，真正的争议点又在哪里？
集中式养殖场，雪兰莪州并非首开先河。据农业及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泓缣表示，全国己经有31家现代化养猪场，其中22家在霹雳州。未来某日砖瓦建成，猪农如何搬、其中协议如何商定，势必又将掀起另一翻风雨。然而，现代化无论从效益、监管、食品安全等方面看似都是利大于弊。这个利，又是属于哪里的利？
没有人知道雪州猪农课题最终的答案是什么，但这场关于现代化养猪的风波，不是今天才发生。
新闻初热，是在2026年年头。但早在2025年12月28日，部分猪农已透过社会人士，与外界展开初步交流。当时，外界才首次得知，这批在雪兰莪州丹绒士拔（Tanjung Sepat）一带经营超过半世纪的猪农，早已陷入一场似乎没有出口的困局之中。
忽而，媒体、时评人在网络上掀起舆论热潮。网民喷是哪个政党惹出来的祸，有人谴责猪农，也有人为他们维权。立场各异，但猪农说，这些事情之前，也没人对养猪业这般关心。如今，他们来到了浪尖上。
他们的养猪执照，部分已在2025年6月失效。《访问网》记者采访当天，从双溪比力方向前往业者谢振宁位于油棕园之间的养猪场，并没有闻到所谓的“养猪味”。拉开闸门安静异常，五千头猪，如今一头未剩。
从合法经营到模糊的非法状态
执照失效后，猪农并未立即停工。
雪兰莪州土团党非土著臂膀主席拿督吴杰民说，在2025年7月至10月期间，多数农场在法律定义上已属于非法经营。随后，兽医局发出信函，允许农场暂时继续操作至12月31日。这封信，也被猪农视为事实上的“最后通牒”。
这批农场既没有被正式取缔，也无法取得合法身分，悬置于灰色地带。但吴杰民指出，执照从原本的一年一签，改为六个月一签，最终演变为无法更新，却始终缺乏清楚的书面说明、统一标准或公开的过渡方案。
若我们回顾雪州《1991年养猪业管制州法》（Enakmen Pengawalan Penternakan Babi 1991），第8条明确规定所有养猪活动必须持有执照，而执照的发放与条件完全取决于兽医局局长的绝对裁量权。意即，需通过审批的条件，并无绝对清楚列明。
当然，其中一个需遵从的条件为：仅在官方养猪区内的猪场，方能获得执照。这意味着，一旦州政府指定集中养猪区，所有区外的猪场即落入了非法的境地。
缓冲期被提前终止之后
早在2025年年中，猪农已发现执照难以如常更新，并透过地方政府、州议员及相关部门多方反映情况。吴杰民协助发信询问兽医局，然而始终未获明确回应。
直到2026年1月初，相关讯息在社交媒体上被公开讨论，问题才迅速升高为公共议题，并引起州政府层面的关注。与谢振宁在空置的养猪场前聊，其实与大多数猪农一样，他更希望事情先冷静下来。媒体热过一轮，但各方并未见得有效沟通。
根据州政府早前的规划，位于丹绒士拔一带的养猪业者，原本仍有约四年的缓冲期，可在2030年前逐步完成现代化转型，或分阶段迁移至位于武吉达卡（Bukit Tagar）的集中式养猪区。这项安排被视为一项过渡措施，旨在为产业提供调整与适应的空间。
然而，在2026年1月10日及12日，雪兰莪苏丹殿下先后发表两道措辞强硬的御令，成为整起事件的重要转折点。御令的核心内容，是丹绒士拔一带的养猪活动必须立即开始逐步停止，并全面迁移至武吉达卡。
这意味着，原本以2030年为目标的过渡时间表被提前取消，养猪业者所面对的调整期限也随之大幅压缩。接下来的搬迁安排、成本承担及执行机制，谢振宁也是一无所知。
苏丹这道谕令，究竟是帮了现代化一把，还是苦了猪农呢？但如今，雪州王宫于2月10日发表文告透露，苏丹沙拉弗丁与安华会面商议后立场更加强硬，从“勒令搬迁”到杜绝现代化养猪场。
首相安华的立场是——“不同意养猪场办在当地居民反对，并且会引发争议的地方。假设雪州没有适合养猪的地方，则建议无需进行（生猪养殖）。”
那猪农该何去何从？
猪粪便有多难处理？
当雪州养猪课题被卷入宗教、环保与政治争议时，长期从事废水系统设计的工程师林健文却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若说养猪不易，处理猪只每日排出的粪便与废水更是难上加难。
以现代方式圈养的猪，移动空间不大，吃得多、消化得快，食物在体内停留时间短，大量有机物还未被分解就排出体外。撇除重量不谈，相较于人类粪便，猪粪中的有机浓度可高出数十到上百倍。
在废水工程中，这些有机物的核心问题是碳（Carbon）。碳越多，废水越难处理。猪粪里不仅碳含量高，还包含大量未分解的纤维与长链有机物，这些都无法靠简单沉淀解决。
林健文指出，养猪场的废水其实长期处在一个模糊地带。根据马来西亚《环境质量法令》（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不同类型的废水附属于不同的法令管制——工业废水、垃圾掩埋场渗滤液、棕油厂废水，都各自有清楚的规范与处理标准。
“养猪场的废水没有被清楚归类，长期被纳入工业废水的范畴处理。”而据林健文观察，大量猪场被设置在棕油园深处，能顺势搭上棕油园废水处理的便车。
因而，目前多数养猪场处理废水的方式，依然停留在过去的“挖湖”模式——在场地旁挖掘大型污水池，让猪粪水自然沉淀，再由环境中的细菌慢慢分解有机物。这种做法，类似于早年住宅区常见的污水池系统：占地大、速度慢，完全依赖自然条件运作。工程上，这属于一种低效率的厌氧处理方式，需要非常大的土地面积与时间。
粪便可成再生能源 唯需一定规模
在分散式、非密闭的传统养殖环境里，粪污分解会持续产生沼气与恶臭气体，其中最具风险的是硫化氢（Hydrogen Sulfide，H₂S）。这类气体不仅带来强烈臭味，更具有腐蚀性，长期暴露会加速金属锈蚀。
在现代化系统中，废水会先进入厌氧反应阶段，分解大量有机碳并产生甲烷等沼气；之后再通过有氧处理，将厌氧后仍残留的有机物进一步氧化，降低污染指标。
在厌氧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甲烷可被收集用于发电，而二氧化碳则进入自然碳循环体系，这正是所谓的生物沼气（biogas）与再生能源系统。但，要把粪便变成足以发电的再生能源，首先要有一定的数量与规模。
废水处理系统操作难
一套符合现代环保标准的废水处理系统，本身就是一座小型工业设施，需具备专业资格的操作人员。林健文坦言，若养殖规模不够大，系统所产生的沼气不足以发电，既无法回收能源，也无法摊平高昂的建设与营运成本。
但搬迁谈何容易？
对业者谢振宁来说，原地升级才是他的首选。三代家业早已落地生根，迁移远处则劳民伤财。
但林健文看来，若让数十个小农场各自建设处理系统，不仅成本更高、效率更低，监管难度也会成倍增加。真正可行的模式，只能是集中式养殖、集中式废水处理与集中式发电的整合运作，这也是德国等先进养殖国家长期采用的主流路径。
然而，即便个别猪农具备资金能力，现实中仍会困于操作门槛。废水处理并不简单，它涉及生物处理、化学处理与气体操作等多个专业领域，每一环节都必须由持证人员操作。
现代化养猪区的政策起点
雪兰莪土团党非土著臂膀主席拿督吴杰民提醒，要提到雪州“集中式、现代化养猪区”的构想，还得追溯回2008年。时任雪兰莪州务大臣丹斯里卡立已在一份新闻声明中，系统阐述州政府推动“现代化养猪计划”的政策方向。
根据该声明，位于丹绒士拔东目（Ladang Tumbuk）的现代化养猪计划，早在2008年，即由当时仍由国阵执政、由拿督斯里莫哈末基尔·多尤领导的州行政议会批准。
当年的政策设想，是通过集中养殖、统一监管及废弃物循环利用，将养猪活动纳入一套更高规格的环保与管理体系。州政府明确提出，养猪场产生的废弃物将被转化为沼气、清洗用水及饲料种植资源，以实现“零排放”的运作模式。同时，州政府亦表明，不再批准新的养猪场，并要求州内其他地区的养猪场，逐步迁入这一集中式现代化养猪区，以方便当局监管。
18年过去了，熟悉不过的案件重演，现代化养猪场却没有任何动静。猪农在等一个定案，徘徊于升级设备与搬迁的钟摆之间。如今谕令一出，搬迁似是势在必行，“更不可能短时间内在原地投资零排污、封闭式养殖的设备”，吴杰民说。
谢振宁面前的猪寮还是旧时的开放式养殖场，他说附近已有一些农场陆续改为封闭式。但建设现代化养殖场至少需要上百万令吉的资金，更非一朝一夕。“500头猪的规模也许六个月左右能建好，要是超过，还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林健文初步预估。
然而，正是这自2008年起被提出，却长期未完全落实的集中养猪政策，在多年延宕与执行落差中，逐渐演变为今日围绕执照更新、搬迁去向与制度责任的复杂争议。
土地制度的自我否定
排污与环境问题，确实长期是地方居民反对养猪业的主要理由。州政府亦要求猪农承担更高的社会责任，包括落实零排污系统、封闭式养殖，以及设立缓冲区等措施。
不过，问题并不止于农民是否愿意升级设施。吴杰民指出，相关养猪场所在地仍被界定为农业用地。若要兴建符合“现代化养殖”标准的封闭式建筑与排污系统，业者必须先申请转换土地用途，并进一步取得发展准证及相关行政批文。
吴杰民便指出，州政府有没有可能主动召集猪农，统一说明土地转换、发展准证及排污系统审批的整体流程，并简化及集中处理相关申请？
养猪业是否被排除在农业体系之外？
在农业政策体系中，养猪业长期处于一个边缘位置，农业银行（Agrobank）一般不为其提供贷款和融资便利。
相较于养牛、养鸡或水产养殖，养猪业普遍不享有农业发展基金、低息贷款或转型补贴。然而，正是这一缺乏支持的行业，却被要求达到相等的环保与设施标准。
再者，苏丹谕令中提到的“三不原则”：不准出口、不准大规模扩张、必须解决污染，对养猪业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问题来了，在这么一个不稳定，且难以得到州政府与地方政府支持的行业中，是否容易找到私人业界来投资现代化养猪场？搬迁、建设所需的资金，最终会不会转嫁到猪农身上？吴杰民提出疑问。
然而，农业及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泓缣指出，政府通过津贴及税务优惠，协助养殖业进行现代化转型。
联邦政府为集中式猪只养殖区（PFA）及现代化养猪场（MPF）提供津贴和税务优惠，鼓励业者以高科技方式，在封闭式环境下养猪。同时，政府也通过马来亚银行（Maybank）和联昌银行（CIMB），以循环资金形式提供低息贷款融资机制。”他说。
须知：
1. 集中式猪只养殖区：PFA（Priority Food Area，优先粮食区），联邦政府将在有需要时提供基础建设拨款；
2. 现代化养猪场：MPF（Modern Pig Farming，现代化养猪）政策，则可获得转型津贴。
农业及安全部副部长拿督陈泓缣在今年2月9日的媒体联访中指出，自2023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联邦政府鼓励现有养殖业进行符合条件的资本支出，首笔不超过1000万令吉的投资，可享有100%加速资本补贴，并获豁免100%所得税，在今年有望落实该蓝图。因而他也鼓励猪农趁此机会转型，把握补贴机制。
牵动当地经济
早在非洲猪瘟亏损期间，114户猪农之中，已有相当比例因亏损而退出行业。外界眼中，猪农赚得多；但谢振宁也坦言伴随着风险。猪瘟一来，最初染疫也许只有两只，但整个农场的五千头猪都有传染的可能。被人道毁灭的猪只，承诺将得到赔偿，但一切无疑从新开始。现在的谢振宁也处于空窗期，在家“吃老本”，他说。
吴杰民则表示，这不仅影响农户本身，也牵动地方就业与经济。若全面停业，将直接影响就业人口。在地居民也坦言，过往丹绒士拔一带的猪农在日常开销与庙会捐款很是“慷慨”；这番波动下明显看到影响。再者，与养猪相关的上下游行业如药品、饲料、运输、屠宰的劳动力，也将因产业链的断裂而波及。
本地生猪退场？ 进口猪肉主导市场的连锁影响
据《南洋商报》报道，非洲猪瘟持续冲击本地养猪业，导致2023年至2025年猪肉价格飙涨高达300至500%。截至2025年9月，活猪价格已达每公斤17令吉80仙。
随着雪州养猪课题持续发酵，市场已开始出现明显变化。部分业者指出，在本地生猪供应不稳定的情况下，市场逐步转向以进口猪肉填补缺口，短期内甚至出现进口猪肉价格低于本地猪肉的情况。
陈泓缣表示，进口猪与本地猪何者更好，属于个人偏好问题。但现实来看，可以给餐馆与消费者多一种选择。而据观察，本地生猪市场饱和，进口猪肉不会造成太大冲击。
若雪州现有猪农无法持续运作，本地生猪供应进一步萎缩，进口比例恐将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短期或许能靠进口维持供应，但长期风险随之浮现。
而吴杰民也认为，一旦本地生猪退场，市场将失去价格缓冲机制。生猪供应减少后，价格波动将更为明显，最终仍可能推高猪肉售价，类似餐饮业中“游水鱼”因供应紧张而价格上涨的情况。
从非洲猪瘟期间，生猪供应萎缩。陈泓缣指出其四个准则——供应、消费者承担能力、安全、以及可持续。为解决供应链问题，农业及粮食安全部每周从砂拉越现代化养猪场引800头生猪进雪州。
当然，进口猪肉难以追溯源头，防控环节又如何把关？
针对进口猪肉监管问题，陈泓缣强调，所有进口猪肉均须在入境口岸接受抽样检疫与检查。兽医局也会派员前往出口国，对当地屠宰场进行实地评估与审核。目前，获准向我国出口猪肉的国家有10个，包括澳洲、比利时、巴西、丹麦、荷兰、加拿大、美国、爱尔兰、法国、泰国，涉及约70家屠宰场。
现代化遇上工农争地
这场执照危机，是从气味、生活体验开始的。表面上，是环保与执法的争议，但回看2008年雪州政府曾推动集中式养猪场的经验，其成效始终未如预期，问题的核心，或许不只在于养猪业本身。
随着半岛西海岸州属经济高度发展，土地价值节节攀升，州政府在农业与工业之间反复权衡，同一块土地，是继续承担粮食生产的角色，还是转作工业、住宅或商业用途，已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政策张力。
“粮食安全所面对的核心竞争，其实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土地竞争，而不是单纯的族群或宗教问题，更不是刻意打压非穆斯林社群的蛋白质来源，背后涉及现实而复杂的经济考量与发展选择。“拿督陈泓缣说。
这样的结构性矛盾，并非雪州独有。马六甲，乃至森美兰等较为发达的州属，同样面对工农争地的现实压力。类似的处境，也正发生在蔬菜种植领域——如乌鲁音一带的菜农，亦对未来土地是否会被重新规划充满不安。这显示，养猪业所引发的争议，若被简化为族群或宗教问题，反而掩盖了更深层的经济逻辑与粮食安全抉择。
在现有制度下，本地农业空间由州政府的土地规划所决定，进口政策则由联邦政府负责，因而两者需有效协调，以避免农业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向边缘。所谓的现代化转型，若只体现为效率、集中与规模，却无法同步解决土地、时间与制度的现实条件，最终可能只是加速产业退出的过程。
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高度发展与现代性的叙事之下，那些回报较慢、利润较低、却关系粮食安全的产业，是否注定被视为“可以牺牲”的选项？当农业在发达州属一再退让，现代化究竟意味着升级，还是意味着淘汰，或许已不只是养猪业必须面对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