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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贩卖的梦想:马来西亚移工的生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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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外籍劳工,他们在制造业、建筑业、农业与服务业等领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这种深度依赖的背后却是一套矛盾重重、长期失衡的管理体系:腐败的跨境招募流程、模糊不清的法律身份界定,以及屡次成效不彰的合法化措施,都让劳工权益与雇主需求难以真正被满足,也进一步削弱国家整体的劳动力治理能力。

移工腐败链条下的“赚钱机器”

面对持续扩张的产业需求,一个透明、高效且以实际需求为导向的外籍劳工招聘与管理机制,不仅是保障劳工基本权益的必要基石,更是维护经济稳定、提升产业竞争力,并确保社会秩序的核心支柱。

然而,马来西亚现行的外籍劳工聘用机制在实践中已偏离其初衷,演变成一个由无良中介主导、灰色地带巨大的“赚钱机器”。唐南发明确指出,政府与中介之间长期存在的腐败勾连,使得本应服务于经济需求的外劳招聘过程,沦为一门纯粹的“生意”。

马来西亚现行的外籍劳工聘用机制在实践中已偏离其初衷。(图片来源:《移樣Traces》)

长期关注难民与外籍劳工议题的唐南发,一直都在密切追踪政策的变动与执行状况。在唐南发的观察下,这种系统性失灵的核心表现为“配额交易”的盛行,其具体操作如下:

  1. 超额引进:部分雇主或中介机构通过虚报或夸大用工需求,向政府申请远超其实际所需的劳工配额(quota)。由于审批过程缺乏透明度和严格的尽职调查,这种操作得以轻易实现。
  2. 配额贩卖:这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剩余配额”并不会被退回,而是被中介公司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公开或私下出售给其他未能获得足够配额但又急需工人的雇主。这使得劳工配额脱离了与真实产业需求的直接关联,成为一种可供投资的“资产”。

人沦为资产?

唐南发表示,“在这种模式下,受害最深的是外劳。”他举例2023年12月,边佳兰(Pengerang)曾发生171名孟加拉劳工集体示威,抗议被中介欺骗,抵达后无工可做。他们被滞留在陌生的国度,求助无门,陷入极度困境,构成了“人口贩卖”的罪行。

总而言之,招聘环节的失序不仅导致了严重的劳工剥削,也直接制造了大量劳工身份的法律困境,使他们在抵达马来西亚的那一刻起,就陷入了“合法”与“非法”的模糊地带。

唐南发(右)与贝菀莉(左)在《移樣Traces》展览中分享马来西亚非公民群体的生存现状和挑战。(图片来源:《移樣Traces》)

合法身份的灰色地带

清晰的法律身份不仅是保障劳工个人权益、使其免受剥削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进行有效社会管理和执法的根本依据。然而,马来西亚现行政策在实践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使得一个名义上“合法”的劳工随时可能被定义为“非法”,其根源在于混乱的劳工分配与管理体系。

一个极为普遍且荒谬的现象是“证件与雇主不符”。理论上,一名持有政府签发的临时就业准证“Visit Pass(Temporary Employment)”的工人应被视为合法劳工。但在现实中,如果执法人员检查发现,该工人所在的实际工作单位与其工作准证上注明的公司名称不符,他便会立即被认定为“非法劳工”并面临被逮捕的风险。

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先前所提到的配额贩卖,劳工被当作商品一样,从获得配额的公司“转卖”给真正需要用工的企业,但他们的官方证件却未能或无法随之更新。这一系统性缺陷同样也困住了许多的雇主,他们因急需劳动力而通过灰色渠道聘用工人,从而被迫承担非法用工的罚款风险。

城市中的环境卫生也多由外籍劳工承担。(图片来源:《移樣Traces》)

与此同时,现行政策对劳工更换雇主设置了极其严格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脆弱处境。在正常情况下,外籍劳工的身份与其第一位雇主牢牢绑定。除非他们能够向劳工局投诉并成功证明自己遭受了严重的剥削,例如长期被拖欠薪资或遭受虐待,否则几乎不可能获得官方批准以转换雇主。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劳工在面对不公待遇时,除了“逃跑”成为无证人员外,几乎别无选择。

为了应对日益庞大的无证劳工群体,政府虽推出了劳工合法化(俗称“漂白”)计划 (Program Rekalibrasi Tenaga Kerja, RTK),但这些计划本身也因其高昂的成本与苛刻的门槛而步履维艰。

难以“漂白”的无证外籍劳工

政府推行漂白计划是想要解决国内大量无证劳工的滞留问题,将其重新纳入规范化管理,从而稳定劳动力市场并减少社会治安隐患。理论上,这是一项重要的补救措施。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计划因其严苛的申请门槛和被层层加码的办理成本,覆盖率和成效十分有限。

尽管“漂白”的官方要求是:劳工需持有有效期至少为18个月的护照、无犯罪或黑名单记录、且无从前任雇主处“逃跑”的记录,以及承担官方费用约至少两千令吉。

然而,劳工和雇主在现实中面临的障碍远比官方要求复杂和高昂:

  1. 证件门槛过高:许多劳工,尤其是难民群体,他们根本没有护照或护照早已过期,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申请条件。
  2. 纪录问题:许多无证劳工正是因为不堪忍受原雇主的剥削才选择逃离,这一“逃跑”记录反而使他们被视为违规者,失去通过合法化计划获得新生的机会。部分人也可能因早期的逾期逗留等轻微违规行为而被移民局记录在案,从而失去资格。
  3. 实际成本暴涨:官方费用总计约两千令吉,但雇主若通过中介办理,实际总花费往往高达七千令吉。这笔费用中包含了高昂的中介服务费,且不排除存在用于疏通关系的“台底钱”。

综合评估下来,他预测该计划的整体成效远未达到预期。高昂的成本让许多中小企业雇主望而却步,宁愿继续承担非法用工的风险。严苛的资格审查则将绝大多数真正需要帮助的无证劳工排除在外。

招聘环节的失序不仅导致了严重的劳工剥削,也直接制造了大量劳工身份的法律困境。(图片来源:Freepik)

唐南发揭示了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管理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困境:一个由不透明的招聘机制、模糊的法律身份界定、失效的合法化途径以及普遍的社会歧视所构成的恶性循环。

为推动建立一个更人道、高效和可持续的管理体系,唐南发认为政府应该:

  1. 重建透明、以需求为本的招聘体系:当务之急是彻底打破当前由中介操控、腐败滋生的招聘模式。政府应建立一个按照行业需求、过程完全透明、可追溯的官方引进机制,从源头上杜绝“配额贩卖”和超额引进等问题,确保每一位被引进的劳工都有确切的工作岗位。
  2. 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与问责:必须对所有从事劳工招聘的中介机构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和持续的行为监管。应设立清晰的问责机制,对于“贩卖”劳工配额、滥收费用、提供虚假工作承诺等违法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并追究其法律责任,以净化市场环境。

唯有打破这种由腐败、剥削和政策失效构成的恶性循环,以尊重人的基本尊严为出发点,马来西亚才能真正化解这种“依赖与困境并存的现实”,确保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能够和谐并进。

编按:《移样》专题系列乃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毕业制作团队“移樣Traces作品。团队成员透过访问劳工组织、政策评论者、业界代表与社会行动者,理解马来西亚外籍劳工相关的制度处境与个体经验,呈现出移工议题的多重面向——既关乎政策与结构,也关乎选择、限制,以及人在其中如何生活。 本系列保留原专题的访问脉络与观察,作为一份来自年轻记录者的阶段性提问,也作为一次关于观看与理解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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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慧敏

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课程毕业制作团队《移樣Traces》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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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佩瑜 九十年代初任《椰子屋》编辑,后为《厨艺天地》主编,1999年创办《新新饮食》双月刊,现工作主要为商业食谱研发、策划私房菜和烹饪课程。最喜欢的饮食作家是MFK Fisher和江献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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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慧珊是南马特别孩子关怀协会主席,致力推广社运、关怀特殊儿单位与亲子成长活动。曾获星洲日报十大最受欢迎本地作家,文章常见于各报与杂志。著有《单身俱乐部》、《无聊才结婚》、《快乐女人》及《左雍右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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