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难民，你懂什么？ 你怕他们？其实他们更怕你！

有人说，马来西亚是难民的庇护天堂。实则，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日子也不好过。对于这群外来者而言，我们给予的尽是排斥和歧视。看见他们手牵手过马路、或是在旅游景点郑重其事地站好拍照，我们拍下、发布网络，配上煽动性的嘲笑字眼，惹来网民如浪般的嘲讽、嫌恶，及谩骂。众人看见这些恶毒留言后，松了口气，心想，果然人人都嫌弃他们。其实你是否思及，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所谓人离乡贱，若非环境逼人，谁不愿留在家乡，日日面对亲爱的家人、可爱的朋友、熟悉的语言？谁乐意离乡背井，领取微薄却必须赚到的血汗钱，每日省吃俭用，只为养活前路茫茫的一家人？

恐惧源于未知，让你在无形中妖魔化他们，歧视日趋加深。《访问》通过采访曾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超过10年的唐南发，并非让你与难民勾肩搭背成为朋友，而是希望让你窥见难民的真实困境，并接受一个实情：难民并非洪水猛兽，我们正处于同一片天空下，共同呼吸、共同为三餐打拼。他们想要的，并非占领你的国土，取代印裔成为这片土地的第三大民族。他们仅仅希望，能逃离祖国的梦魇，努力生存下去。

“马来西亚三大民族互相歧视、瞧不起对方，但是当难民进入我国，我们却又团结起来，一同歧视难民。” ——这是处理难民课题多年的唐南发，对马来西亚现况的嘲讽。

提起唐南发，第一印象即是笔风尖锐的时事评论员，其实他曾在联合国难民署（UNHCR）任职13年，期间曾被分派至吉隆坡、曼谷、雅加达、印尼锦兰的办事处，后至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一年。在这段日子里，唐南发曾接触超过上千名难民，也因此练就了凭着口音，就辨别他们来自何方的本事。

当他赴英国留学时，曾受托替各国难民、寻求庇护者进行翻译工作，也曾在打工时接触外籍工人，点燃了他对这批群体的好奇及探究之心。他回国后，希望能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因此选择前往联合国难民署工作。

唐南发在联合国难民署从事的是难民保护、甄别与安置工作，确认对方的确是遭受迫害，而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

一张薄薄的难民证，对难民而言，是通往希望的门票，是他们必须紧握的求生机会。

但是，除了连国籍都没有的缅甸罗兴亚难民，必定可以成功得到难民证，其他申请个案的成功率并非百分百，一般来说至少得花上半年时间。成功申请之前，他们被称为寻求庇护者（asylum-seekers），而非难民(refugees)。

“所谓甄别就是必须跟难民进行面谈，从过程中确认他是否应该获得难民资格。很多时候，你不确定对方是说真话或是撒谎，因此需要有一些技巧，确认真假。”

因此，唐南发将事先了解难民所称的家乡有何特点，确保对方真是来自该处。“譬如，他说来自某座城市，就会问说他的城市有哪些著名的商店，有哪些重要的街道，他总要能给出这些资讯。如果连这些资讯都给不了，他可能是在撒谎。”又或者，考验对方以当地语言说出生活中的常用词汇。

但是，唐南发也强调，部分难民由于教育程度不高，对自身生活环境不甚了解，因此不能单凭此就否决申请，而需多番查询甚至旁敲侧击，尽量引导对方说出事实真相，过程中必须保持平起平坐的心态，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

“外劳”、“难民”大不相同

在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的观念中，将肤色黝黑的外来者，全都统称为“外劳”，其实外劳、难民都不尽相同。

唐南发也强调，“外劳”一词带有歧视意味，应称之为“移工”或“外籍工人”。而我们口中的“非法”、“合法”外劳，应形容为“有证”或“无证”。

“外劳就是移工，即是移徙工人。他们来马来西亚找工作，目的是改善生活环境，只为了赚钱。难民则是没办法留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因为他的种族、宗教背景、性取向、政治理念，而受到国家或是群体的迫害，必须到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可是，个人可能同时背负无证外籍工人及难民的双重身份，“譬如说，难民来到马来西亚之后，他需要工作，也就成了外籍工人，因此难民也可能是外籍工人，外籍工人也可能是难民，只是两者是不同的概念。”

我们是个依赖外籍工人的国度，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外籍工人的踪迹。在马来西亚，外籍工人的数量远多于难民。

根据大马劳工局（JTK）统计，截至2018年12月，我国的有证外籍工人共有201万5760名。其中，最庞大的群体来自印尼，高达71万3925名，其次是孟加拉、尼泊尔、印度及缅甸。

至于全国各领域的无证外籍工人，则无准确的官方数据，据业界人士保守估计，国内多达400万名。

另外，栖身在马来西亚的难民，以罗兴亚族群居多。联合国难民署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4月，马来西亚共有17万460名登记在案的难民及正在申请程序的寻求庇护者，其中14万7590名来自缅甸。

这批缅甸难民中，有9万200名罗兴亚人（Rohingyas）、2万4720名钦邦人（Chins）、9750名缅甸穆斯林（Myanmar Muslims）、4000名若开邦人及若开族（Rakhines & Arakanese）。

缅甸拥有百余个民族，可是当地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却越演越烈，当局不承认罗兴亚族群的公民身份，更对他们进行了残暴的军事镇压，导致数以万计人被迫逃离家园，乘船漂至毗邻的泰国、孟加拉、印度、马来西亚。

相较之前数年的数据，逃至我国的罗兴亚难民人数持续攀升。“虽然缅甸政府不承认罗兴亚人是公民，但是他们毕竟是从缅甸过来的，所以难民署还是把罗兴亚人归类为缅甸人。”

另外6150名为巴基斯坦人、3350名也门人、3090名索马利亚人、3065名叙利亚人、1970名阿富汗人、1720名斯里兰卡人、1450名伊拉克人，及780名巴勒斯坦人。此外，68%是男性难民，32%则是女性难民。

大马不承认难民存在  深陷无证灰色地带

唐南发讲解，通过正规管道入境的有证外籍工人，拥有固定的收入及住所，处境相对安全，“一般来说，警察或移民局要找麻烦时，只要能出示证件，那么基本上就很难找麻烦。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困境，譬如被雇主拖欠薪水，或是工作条件恶劣。”

反之，对难民而言，逃出家园，成功抵达马来西亚，并不代表就此脱离险境，而是跌入另一个泥沼，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挣扎求存。

“马来西亚没有签署《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在政府的认知里，没有难民这栏目，因此只要移民局逮捕到一名难民，即使他拥有联合国难民署的证件，在政府及移民局眼中，他依然是非法移民，可能会被对付。”

即便如此，基于人道主义，内政部早在10年前就与联合国难民署达成了不成文的协议，只要难民可出示难民证，移民局及警察不应骚扰他们，但交换条件是难民署必须尽快将难民安置到第三方国家。

但是，由于部分警方滥权贪污，即使成功申请难民证，难民依然无一宁日。

“你可以想象，难民日常面对的，就是移民局或警方会经常骚扰，即使他走在路上，能够出示证件，警察不逮捕他们，而是向他们索取钱。那难民在怕麻烦的情况下，就会给钱。有时甚至是整批难民被抓回去警局，然后要求他们联络社区的负责人，将他们保释出来。”

当难民抵达异乡，当然得工作谋生，却因无法获得工作准证，他们被迫沦为无证外籍工人，投入餐饮服务业担任侍应生，或前往工地担任建筑工人，抑或是从事农业、园丘业，近期彭亨州金马仑高原也成为了他们的工作据点。可想而知，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处于何等劣境。

“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件，也面对雇主的剥削。譬如说缅甸难民，他们是偷渡进来，连护照都没有，就带着一张缅甸家乡的身份证，或是居民证，跑过来以这样的证件向难民署注册，可见在马来西亚政府眼中，他们就是不合法。马来西亚政府从未允许他们工作，即使他们大部分都在工作，在政府眼中，他们是非法工作。”

尽管在联合国难民署承诺尽快遣送难民至其他国家的情况下，政府暂且对这批无工作证的难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要把这些难民安置到其他国家，也是困难的，美国现在已经大量减少接受难民，造成我们现在有大批难民已经得到难民证，本来希望有机会到美国，因为原本美国给予的难民配额是最大的，那现在这些难民怎么办？马来西亚又不允许他们合法留下来。”

他也说，政府曾计划允许难民在我国合法工作，可却不希望因此招来更大批难民。“如果允许会否有更多难民跑进来？政府也正处于矛盾，不知如何处理的状态。”

难道本地人不会犯罪？勿一竿子打翻一艘船

问及马来西亚人对于难民外劳的态度，唐南发以三字形容：“不友善！”

“对他们来说，难民外劳都是很危险的，都是很肮脏，都会来强奸我们的妇女，或是拐带我们的小孩。他们不清楚外劳是外劳、难民是难民。”

可矛盾的是，在嫌弃之余，马来西亚人却又离不开他们，“像是开茶餐室、工厂，都需要外籍工人，难民署也有提供难民工作机会或职业培训的部门，经常接到电话说需要工人，所以马来西亚是需要他们的。但是在需要这些廉价劳工的同时，我们却瞧不起他们。”

他再举例，“常常会听到人说‘不要搭乘巴士，因为很多外劳’，或者是‘现在很讨厌上云顶，因为很多外劳’、‘以前金马仑很美，现在很脏了，都是外劳’。”

他语重心长说道，“很多人都带着这种不屑，但他们没有想到，为什么云顶有外劳？因为云顶有很多餐馆需要聘请外劳，以及赌场的物流工作也是聘请外劳；金马仑是因为菜农聘请外劳便宜。为什么巴士上这么多外劳？因为外劳在城市工作，他们的收入很低，尤其是免费巴士，他们当然会坐！”

唐南发承认，难民外劳的确会犯错，他也曾听闻槟城曾发生孟加拉籍男子在巴士上非礼女性的事件，可是民众不应一竹竿打翻一船人。“因为一位孟加拉人非礼一位本地女生，就禁止所有孟加拉人搭巴士吗？这是不对的。”

他反问，“那是不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性骚扰女性，就禁止所有华人搭巴士呢？”

另外，他也解说，各族对于难民外劳课题的反应皆不相同，而华裔对罗兴亚难民最为排斥。“华人被国家体制歧视，就觉得穆斯林欺压我们，所以华社普遍对穆斯林没有好感，当政府让罗兴亚人留在国内，他们会觉得罗兴亚人以后就有身份证，增加土著人口。”

可其实因为肤色不一，巫裔同样歧视肤色较黝黑的罗兴亚难民，而印裔则认为他们将剥夺资源及工作机会，因此对他们充满敌意。在马来西亚人眼里，根本没有难民的容身之地。

“我可以理解每个族群的不安，但不应用仇恨及排斥回应，而是看社会体制出现的问题：企业太依赖廉价劳工、中介从中牟利。我们要保护本地人的工作机会，但不是排斥现有的人，而是视我们如何去检讨、修补问题。”

拘留所人满为患 疾病肆虐

另一方面，唐南发说道，难民所遭遇的惨况远比他当初想象的更加恶劣、可怖。

“罗兴亚难民被人蛇集团拐上船，然后船上的条件非常恶劣，蛇头直接把生病的人丢进海里，妇女每天都被不同的蛇头强暴。在缅甸，军人来到就直接烧毁他们的村庄。”

究竟有多少难民在乘坐人口贩运团伙渔船的过程中丧命，无法被估算。“难民署能知道安全抵达，或奄奄一息的人数，但是在这之外有多少人在途中死了，难民署不知道。在船上安全抵达的人也没办法准确告诉难民署，只能大概说船上原本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

由于我国没有难民营，一旦无证的难民遭逮捕，即被扣押在移民局拘留所，等待遣返。

唐南发解释，我国在70年代曾经设立越南难民营，收容因为越战而逃亡的越南难民，这亦是马来西亚史上最大规模的正式收容难民行动，现在则不复存在。

“政府在登嘉楼的比农岛（Pulau Bidong）有设立难民营，将他们安置在该地，从1975年第一批越南船民抵达，直到1996年关闭所有难民营，马来西亚约接受了25万名越南难民。 ”

随着越战平息，难民陆续返回越南，最后一个位于新街场（Sungai Besi）的越南难民营于1996年正式关闭，我国此后再无难民营，政府也不再担起收容难民的责任。

因此，从2001年起，转由联合国难民署积极注册缅甸难民，在红新月会、国际移民组织、大马慈济等的协助下，18年里共收容了逾20万名难民，其中约10万名难民成功被安置至其他国家。

马来西亚半岛有12所规模不一的拘留所，唐南发几乎走遍了，而沙巴、砂拉越则有6所拘留所。

唐南发回忆，拘留所的环境非常恶劣，单个狭小空间挤满上百人，所有人共用一间厕所。一旦厕所故障，只能撒尿在地上，加上周遭常出没老鼠、蟑螂，导致病菌肆虐，被拘留者经常感染鼠尿病。

国际人权委员会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6年期间，共有118名来自缅甸、孟加拉、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的被拘留者死在里面。

因此，联合国难民署定期派员前往该处，协助他们尽快注册，只要成功申请为难民，就可脱离拘留所，在外生活。

“罗兴亚人不被缅甸承认，他们没地方可以被遣返，一旦被丢到拘留所，如果难民署不介入，他们可能一辈子就在里面了。”

失落的下一代——难民的儿女何去何从？

孩子是社会的栋梁，若生为难民，弱势群体的身份自出生起，便烙印在身，他们无国籍、无身份、无正常成长环境，承继了父母的不幸。这群失落的下一代，该如何扭转族群的命运、扭转世人的有色眼光？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4月，共有4万3710名未满18岁的未成年难民。唐南发说，一旦父母成功注册成为难民，未成年子女亦自动取得难民资格，无需另进行面试审核。“他们可能在这里出生，也可能是跟着父母逃过来的。”

他表示，当难民儿童的数量日渐增多，“当然不是一件好事！”

他强调，“小孩总是要受教育的，身份不确定，生活环境也不安全，当小孩到了特定年龄，可能小孩在5、6岁跟随父母逃难到马来西亚，到了11、12岁才发现自己不是马来西亚人，而且在这儿没有身份，就读的也不是正规的学校，可能会产生很多焦虑、胡思乱想，甚至误入歧途。”

难民儿童的就学状况，是个棘手的课题。“马来西亚不允许他们进入政府学校，他们没机会接受正规教育，他们设立自身的社区学校，如缅甸难民钦族、罗兴亚族有各自的学校。”

以罗兴亚族为例，马来西亚半岛地区约有200所规模不一的难民学校，函括雪兰莪、槟城、柔佛、霹雳、彭亨，让罗兴亚儿童摆脱战乱阴霾，拥有正常上课的机会，盼藉知识改变命运。

“他们大部分都把孩子送去自己的社区学校，社区学校当然条件不太好，师资不稳定，流动性很大，设备都很匮乏。有的老师可能在缅甸时是从事教育工作，但大部分老师没有受过正规师训，都是读完中学，有基本的知识，就可以教学了。”

偶尔也有非政府组织及外国大使馆给予援助，为难民社区学校提供师资培训，助他们一臂之力提升师资水平。

他举例，卡塔尔政府资助的教育至上基金会(Education Above All Foundation)就拨了大笔钱资助暂居在马来西亚的9400名，来自17个不同国家的难民儿童上学，但仍有很多小朋友被排除在教育机会之外。

大马慈济也与联合国难民署合作，分别在吉隆坡安邦及雪州士拉央开办两所难民学校，除此也资助几家罗兴亚难民的社区学校。

惟大部分难民学校更像是补习中心，仅提供最基本的教育，得以完成小学程度，已是万幸。尔后出外工作，分担家计。当中也有人不愿就此放弃学业，靠着自修，报考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及大马高等教育文凭（STPM）。

知识能改变命运，这句话不假，但贫穷却在更早之前，扭曲了他们的命运。 “有名罗兴亚女孩的SPM成绩非常好，联合国难民署曾经协助她了解假设考获STPM进入马来亚大学的可能性，结果被告知需付外国人学费，一年高达上万令吉，她没办法交学费。”

而部分叙利亚、巴基斯坦难民，生活条件相对安稳，在海外亲戚朋友的资助下，将孩子送往私立学校就读。“本地的私立学校，甚至是国际学校有接收难民小孩，只要你有难民证，以及付得起学费，当然学费不便宜。”

唐南发强调，政府仍得允许难民儿童进入我国的教育体系，或另成立由政府资助的难民学校，给予专业师资培训，让难民儿童接受正规教育。

早前，政府曾宣布让无国籍儿童就读政府学校，是否包括难民儿童？答案是否定的。

“教育部所说的无国籍是指马来西亚人与外籍人士结婚，而小孩因为父母离异，或因为父母其中一方是没有合法证件的无证外籍工人，又或父母在孩子出生前没有注册婚姻而产生的个案。但这些个案是其中一方父母是马来西亚人。当父母双方都是难民，小孩是没办法上学的。虽然我知道在沙巴有当地居民以担保人身份保送菲律宾难民到政府学校上学，但这些是少数。”

唐南发也强调，无论政府承认难民与否，除了教育，国家也应尊重难民的医疗人权，提供可负担医疗服务。否则，其实是为自己的国家制造麻烦。

“我们否决他们享有可负担医疗的福利，他们没有证件，他们连去医院都很害怕，怕在路上被警察捉，所以太多恐惧，他们有病都不敢去看，最后在社会产生公共卫生的危机。”

以往，政府医院或诊所为外籍人士提供50%医疗费折扣，其中也包括难民。但这对收入微薄的他们而言，依然是一大笔负担，病重者的医药费只能由难民署和非政府组织帮忙筹款。

“人生而平等”  减少歧视从教育着手

马来西亚对难民的轻视及忽略，并非顷刻之间可以诉尽。该如何消除民众的歧视，是迫切解决的难题。一切，得先从教育着手。

唐南发建议，教育部可将对难民的正确知识纳入课本，“从小学课本开始教不带歧视性的正确字眼，譬如不称呼合法或非法，而是有证或无证，人不可能合法非法，都是生命！为什么可以将一个生命说成合法非法呢？”

另外，他强调，“我们要教育孩子说，社会不只有三大民族，现今我们的各行各业都依赖外国人，除了‘高级’的外国人，还有很多是我们瞧不起的，但其实他们对我们社会的贡献非常大，像是在茶餐室、工地、工厂工作的。”

唐南发说，以往发生工地意外，不幸牺牲的多是外籍工人，但我们从来不曾表达感谢，反而给予更多歧视。

“他们不是异类，他们是与我们一起生活、活生生的人，只是我们从事的工作不一样，人生而平等。”

除此，唐南发强调，新闻从业者也应担起责任，停止放大难民的一举一动，勿再制造外籍工人占据城市的恐慌。

可是民众心中的恐惧该如何消除？唐南发如此回答，“我们是个充满恐惧的社会，不只恐惧外劳，我们国人之间都有很多恐惧，只不过外劳比较显眼，是我们容易找到的发泄对象。所谓的三大民族互相歧视，彼此偏见很深，但公开场合都不敢说出来，因为担心引发种族纠纷。但很多人觉得批评外劳是合情合理，因为他们不是马来西亚人。”

他反问，“要处理恐惧，先从我们自身看起，我们恐惧的不只是外劳，也包括肤色不同的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扪心自问：难道不是这样吗 ?”

最后，他再强调，“我们最基本要达到的是，任何人只要不作奸犯科、伤天害理，违反你的人身安全，没有破坏公共服务，我们都应该平等对待他。”

版权声明 本文或视频乃原创内容，版权属《访问》网站所有，未经允许不得随意转载，否则将视为侵权；若转载或引用本文内容或视频，请注明出处来源及原作者；不遵守此声明或违法使用本文内容或视频者，本网站将保留依法追究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