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富汗，沙列（Saleh Sepas）是编剧和戏剧导演。在马来西亚，他唯一的身份，是难民。他大学毕业，原本有工作、有房子、有车子。他在电台制作青少年节目，又到处以戏剧普及民主选举意识、提升女性权益。每个月，他还会捐出部分收入给贫困家庭。即使阿富汗早已因长期战乱而满目疮痍，他也不曾想过要离开。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被跟踪了。
“有人不喜欢我做的事，想对付我。”回想当时情况，沙列仍心有余悸，“他们随时可以在我的车里放炸弹。”在这个腐败极权的国家，没有人可以保护他，他必须保护自己和家人。
2016年，沙列带着父母、妻子和三个孩子，仓促离开居住了36年的家。他们一路流亡至印度、巴基斯坦，年事已高的父母再也无法承受舟车劳顿，决定投靠巴基斯坦的叔叔，他则带着妻小来到了吉隆坡。他记得抵达的那一天，“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听说安邦住有很多阿富汗难民，就到那里敲门，请求借宿。”
那是他成为马来西亚难民的第一天。只是，马来西亚没有签署难民公约，不收容难民，亦不承认难民地位。在这里，难民唯一的合法证件，是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证。然而，申请难民证耗费时日，等待审核的过程中，难民随时会被当作“非法移民”逮捕坐牢。即使有了难民证，难民也不能工作或到正规学校念书，医疗福利和人身安全亦没有太多保障。走在路上，他们经常受到执法人员勒索、威胁，甚至拘留。初来乍到之时，沙列每次出门总得小心翼翼，深怕惊动了谁。
庆幸的是，他们一家五口很快拿到难民证。他遇到一个雇主，让他处理一些文书工作换取物资，孩子也开始到难民学校上课。三个月后，他在安邦租下一所公寓，添置了几件破旧的二手家具，勉强拼凑出一个家的雏形。逃亡的生活，总算安顿了下来。
然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从天气、食物到语言，他都难以适应。在这里住了三年，沙列到今天还是经常闹肚子。不只是他，妻子和孩子也患上皮肤敏感。不得已去看医生，诊费一次一百，是他们半个月的伙食费。医生怀疑水源和居住环境不干净，他们加装滤水器，几个月前甚至还搬了家，问题依旧没有改善。
最艰难的时候，沙列连买食物的钱都掏不出来。孩子肚子饿，向他讨吃的，他只能给孩子一杯水。孩子不依，不断跟爸爸哭闹说不渴，是肚子饿。“身为父亲，那一刻我真的愧对孩子。”沙列用艰涩的英语叙述这一路来的经历。语言是他另一个障碍。他在阿富汗不曾说英语。现在，为了与在地人沟通，他必须尽快学会这个陌生的语言。
盘缠用尽、没有身份、水土不服、至亲离散……，独处时，他常常自问：到底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他要承受这一切？
苦闷的时候，他唯有执笔书写。
“……我的生命就像一片破布。这里刚补好，那里又破了，仿佛永远补不完。自从成为难民，每一口呼吸都如此煎熬，每一步都如此疲惫。我感觉自己是地球上多出来的一个人，一个备受诅咒的人，只能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无人闻问。……“
“……或许，我犯的罪就是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我的罪就是为了保护家人离开祖国。这些事情真的罪大恶极吗？为什么我活得像个犯人？为什么我必须躲躲闪闪？……”
沙列像是一个快要溺水的人，却没有人听见他的求救声——事实上，无处容身的难民，似乎连呼救的权利都没有。而那些无处可寄的心情，最后也只能留给自己。
很长一段时间，沙列一直意志消沉。直到他开始接触其他难民，他发现他们和他一样迷失、沮丧，“难民的生活是孤立于当地社会的，他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话语权，只能躲藏于城市之中，把自己关在房里胡思乱想。”沙列想起在阿富汗曾多次以戏剧协助妇女和孩童建立自我价值。他决定试着回到剧场。
2017年6月，他创立难民剧团，希望通过剧场，让难民演出自己的故事，借以提升自身价值和意识，达到对话、教育、疗愈的目的。沙列曾在阿富汗接触过“受压迫者剧场“（The 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这种剧场起源于1960年代的巴西，主张协助受难者走进剧场，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剧本，并亲自演出。在欧洲、台湾、菲律宾等地，这种从民间出发、由民众演出、让民众讨论，充满革命色彩的受压迫者剧场，一直是草根社群最重要的抗争手段，也是最有效的发声工具。在大量的讨论、对话中，受难者还能从个人意识的觉醒，进一步转化为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行动。
沙列将剧团取名为“Parastoo”，在波斯语中，这是一种美丽的燕子，总是在迁移，就像游牧民族一样。他觉得这是最能代表难民的象征。
一切从零开始。他尝试说服同乡演出、举办试镜，并召集难民成为幕后工作人员。剧团至今发表了两部作品，分别是讲述阿富汗战争的《历史的苦涩滋味The Bitter Taste of History》，以及讲述童婚现象的《沉默的呐喊Screaming In Silence》。在小小的舞台上，难民写自己的剧本，演自己的故事，表达自己的苦闷和彷徨。
沙列发现，通过剧场活动和游戏，难民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走出忧郁，“至少他们不再为自己的难民身份感到耻辱或难堪。” 每每演出结束，沙列会请观众替代剧中角色，尝试处理角色遇到的问题，“如此一来，本地观众有机会站在我们的处境思考，我希望借此打破难民和本地社会的隔膜。”
难民没有发声的媒体，剧场，就是他们的媒体。
“经营剧团以后，我发现自己情绪好了很多。”原本一心想帮助别人的沙列，没想到先救赎了自己。不仅如此，参与的难民也有很大的改变。“有个母亲不赞成儿子参与剧团，觉得生活都成问题了，演戏不切实际，但看过孩子演出后深受感动，现在他们一家有四个成员都加入了剧团，包括这位母亲！”甚至有人参与了剧场以后，打消了想自我了断的念头。
沙列受到很大鼓舞。他持续培训演员，也开始受邀主持戏剧工作坊。由于剧团事务繁琐，后来妻子又在一所国际幼儿园找到了工作，沙列最近辞掉了工作，全心投入剧场，希望帮助更多难民。今年初，他和剧团成员已经完成了第三个剧本，可惜缺乏资金，至今仍无法筹备演出。
但沙列没有闲下来。他又发起募捐图书活动，立定目标：“我打算每见到一个青年难民，就送他一本书。他们已经失去了升学的机会，必须多阅读来充实自己。”他还计划在安邦的排练场设立社区图书馆，希望难民有个空间一起阅读、讨论，支援彼此，“书是募到了，但没钱买书橱。”沙列一直想多做一些，多走一步，只是资源实在太有限，每一步都窒碍难行。但他不允许自己放弃，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他都不断告诉自己：“可以灰心，但不能绝望。”
想家的时候，沙列会看手机里的阿富汗照片。离家时孩子都还小，随着时间过去，他们已渐渐遗忘阿富汗。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父母身体不好，他却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 沙列说自己常常梦见妈妈，“我长得像她，有时照镜子会误以为自己看见她。”自三年前一别至今，沙列和父母一直没有再见面。
一家人要再团圆，却不知会是何时。
远方，硝烟还未散去。“如果没有人身安全问题，我今天就回家！”沙列的语气很笃定，“我要回去帮助家乡的人，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过上好生活。”诚然，如果不是生命受到威胁，不会有人愿意冒险，千里跋涉到陌生的国度，过着寄人篱下、亲人离散的生活。“我很羡慕马来西亚多元共存的文化，阿富汗是单一族群社会，却无法融洽相处。”他是由衷地羡慕。
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沙列只能关注眼前的事。他现在和难民社区有了很紧密的联系。访谈结束，他已经准备出门去参加一个葬礼，“有个人在阿富汗被杀了，这里的家人为他办了一个简单的葬礼，我要过去致意一下。”他淡淡地说着，仿佛对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
在距离阿富汗千里之外，这将是一个没有死者的葬礼。在漫长而未知的流亡途中，难民连至亲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封面摄影：黄子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