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很多人对马来人尊严大会似乎颇为悲愤。
我人生第一次认识到“马来人尊严”，是我十三岁的时候。那时刚从台北回到槟城不久，马来话没懂几句，从北海坐公车到大山脚上课。那时公车是上车付钱的，依地点不同车资也不同。司机问我去哪里，我不会说，就用英文答了，结果他说：“Ini Tanah Melayu, cakap BM la.”（这里是马来人的土地，说国语啦！）
因为他的声量很大，所以全车的人都看着我，后面还排了很多人，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脸很热很红，就转身跑下车跑得远远的。后来我等下一班车，就给到终点站的车资然后跑到后面去坐。
在那个年纪，只要一离开华语语境，很多时候都处于这种失语的状态，希望自己不会遇到任何需要开口的时候。
再大了一点，就学会这个世界的“尊严”处处，如：在英国，白人叫你讲英文，不然“滚回中国去”，或在台北时，计程车司机问你“台湾人为什么不会讲台语”，在香港踢足球时，球场上的年轻人叫你“北归”，在英国的唐人街餐厅，大妈服务生抓住你问“为什么你说中文却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有趣的是，这样的情况其实比他们对你友善的时候，更不令人尴尬。比方英国人说你的英文说得好棒啊，马来文演讲比赛评审表示感动，闭上眼睛听不出参赛同学原来是华人啊，中国人在你面前一堆同志同胞祖国。
再更老一点，就意识到其实都是场域和权力位阶的问题。在能力范围内，会制止那些强迫马来人讲中文的中国人顾客，或那些痛骂菲律宾和中国员工英文讲不好的新加坡人。
但我想我也不是完全无罪的，在某个忙碌的时刻，我一定也曾在一些英文不好的劳工面前，露出不耐的神色。年纪越大越要小心翼翼了，可能在一个刹那自己就压迫了谁，再也无法修复。
如我无法忘记自己十三岁时在公车上的那刻，那是我对老马统治的记忆，不是双峰塔，不是吉隆坡全新的国际机场，是自己心中那份无法抹去的孤独，如自己是多余的。
所以这两年，常常都想问（套个流行的句式）：老马那二十多年做过的事，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自己想起来？
只是可能老马也会说，他年轻时也受过白人或华人的践踏之类的。这个世界有十分之七是海洋，所以有太多的盐。
其实那些关于尊严的事，或尊严的聚会，就像一群无产阶级异男，在喝酒的场合聚在一起，喝了两杯以后，一起高喊要找回男人的尊严。
结果还没来得及做什么坏事，就气虚了，还是乖乖地回到老婆的身边吧。
不然若尊严到底，就真的只能抱着尊严痛苦一辈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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