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文章，作者是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写一位朋友的经历。朋友的孩子面对发展障碍的挑战。孩童发展障碍虽然逐年获得社会重视、了解和包容，但对其误解依然很深，很多孩子和父母除了要和此问题挣扎拔河，还要面对不少公众的负面眼光。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被社会注重、思考和讨论的课题，因此决定在本书提出来，同时不公开当事人的身份，以保护孩子。
但愿有一天，社会不再用有色眼光看待发展障碍。这一天的到来，关键就在于教育及了解。历史的演变显示我们做得到，以前的麻风、癫痫、精神分裂症和忧郁症，也都经历过严重的污名时代，今天多数人都带有同理心看待这些情况。
情绪对抗情绪 于事无补
孩子小时候很迟才开始说话，五岁才开口叫爸妈。那个年代，老人家都说，孩子长大了就会好起来。朋友夫妻俩也带过孩子去给儿科医生评估，资深医生也说不少小孩如此，岁月会让孩子逐渐进步。
那个年代，对于儿童的行为及心智发育，普罗大众并不在意。医学界也没有把太多心思放在这个方面，往往只注重衡量看得见的发育成长里程碑，譬如孩子的身高、体重和行动。看得见的里程碑比较明显及容易判断，也是当时的作业标准。
正式上学前，朋友的孩子在幼儿园表现比其他同学更顽皮，影响其他上课的同侪。后来，把孩子转到另外一家，老师很有耐心地让孩子完成学前班。小学时期，孩子就比较幸运，遇见的老师都有爱心，尤其是校长的包容和关怀，让孩子算是顺顺利利小学毕业，学术成绩也还不差。
中学时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充满挑战的坎。青少年在发育时期，大脑结构和荷尔蒙大幅度改变，孩子中三开始和同学发生冲突，不只是口头上，也被肢体霸凌。孩子回家情绪不稳定，时不时在房间里哭闹，但这个年纪又无法完全脱离同学和朋友圈。当父母的，不了解行为障碍需要医疗，也没有受过什么训练，除了安慰也只能安慰。有时候，父母和孩子相互以情绪来对抗情绪，不只于事无补，反而更是火上加油。
那个年代，老师对于行为障碍也没有什么经验，小镇也没有医生擅长处理此类问题。朋友也带过孩子到吉隆坡一家教学医院见这个领域的专家，医生诊断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并说岁数已大较难医治，但也开药物来试一试。来回复诊了好几次，路途遥远及时间上安排的困难，一段日子之后，他们也只好放弃。
就这样过了几年，孩子中学时期在经历不少挑战和困难之下毕业了。
虽然医学界和社会开始注重自闭症和其他行为障碍现象，但在小地方这种醒觉依然低落，只有少数家庭愿意公开讨论、接受评估和探索治疗孩子的情况。因为社会依然带着异样眼光看待此群体，并贴上负面的标签，患者及家庭也背负污名。
孩子完成中学后，就在家里帮忙打理生意，同时继续报读大专课程。
不久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社会活动被封锁，学生转为在家里上网课。关闭在家里和房间，孩子中学时被霸凌的记忆又常被勾起，情绪也起伏波动变得更不稳定。除了哭闹以外，还曾经伤害自己。朋友听说吉隆坡私立医院有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科医生，于是在疫情稍微缓和及行动管制比较放松时，带孩子去求医。
医生很忙，也或许是依然在疫情蔓延期间，也没有花多少时间详细问诊，就开了药物，然后说再来复诊。后来，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反复不定，加上路途遥远，行动管制时期要跨州移动也不简单，需要遵守许多的条例，并提出申请。他们只得再度放弃复诊及治疗。
这段时期，孩子的情绪更加不稳定，他们就带孩子到小镇的公立医院精神科求医，也留院了几天。医生重新评估检查，配了不一样的药物然后逐渐调整，也教导父母关于自闭症的知识。如今，孩子继续在这里跟进复诊治疗，情况比几年前稳定了不少。
在家乡复诊，好处是不需要长途跋涉去求医，同时在公立医院的医疗费用也很低，医生和护理人员都有耐心。只是每次复诊都是看不同医生，会造成一些困扰，孩子又得面对一个陌生的医生。医生不清楚之前的情况，重新问病史，也无法判断状况是否有好转，每个医生的性情和看诊方式也不太一样。父母和孩子都得一次次适应。
在小地方，对于有特殊孩子的家庭来说，要寻求专家意见非常困难，提供特殊教育的机构也不多。这些年来随着社会醒觉，逐渐有了正面改变，但他们碰见了不少面对同样问题的父母，大家都同意在小镇，特殊需求的孩子在面对医疗及教育方面，可让父母及孩子的选择不多。他们更加忧心的是，孩子成年后若依然需要帮助，将来父母不在了，谁要来继续提供孩子所需要的支援？
编按：本文摘自《迷宫——医疗路上千万里》一书本，次书由翁诗钻医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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