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政局紊乱，巫统、土著团结党和伊斯兰党，以及东马原住民政党在3月1日正式共组一个马来人大团结政府，取代了由不同政治源流所组成，认同多元化的希望联盟政府。
事实上，这种全国性马来人大团结的政治结盟，在战后的马来西亚历史上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45年12月出现的反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运动，第二次则是1973年1月1日国阵的成立，此次的政治结盟看起来是第三次的马来人大团结，它似乎获得绝大多数马来人的支持，看起来可以持续好长一段日子。
我们回顾1945年12月的马来人大团结运动，当时他们主张反对大量开放公民权于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反对取消马来人特殊权利以及要求恢复苏丹作为元首地位。为达成此目的，当时马来人各个分歧的势力、党派和源流在1946年5月11日合力组成一个松散的单一政党——巫统，并最终成功向英国争取到取消马来亚联盟，改为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
而今天马来西亚的宪政架构，以及它对马来人特权和马来人身份的定义，大体上就是延续自这个在1948年1月31日所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其实在1946年巫统成立之前，代表马来社会左派，为马来人中下阶层代言的一群政治领袖早在1945年10月17日就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马来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他们虽然也在巫统创党初期加入巫统，但就因为和代表贵族的巫统领导意见不合，选择大批出走，联同数十个其他马来农工团体，在1947年2月22日组成人民力量中心（Pusat Tenaga Rakyat，PUTERA）以反对马来亚联邦协议。
他们在3月联合以华人和印度人商会为主的全马来亚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All 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AMCJA），组成一个PUTERA-AMCJA联盟（PUTERA-AMCJA coalition），并于同年8月10日通过了一份马来亚人民宪法草案（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以反制马来亚联合邦协议。
另一方面，代表伊斯兰派系的伊斯兰宗教师们，也在1951年11月24日率大批党员出走，另外组成一个泛马来亚伊斯兰协会（Persatuan Islam SeMalaya，PAS），即后来的伊斯兰党。也就是说，巫统在1945年5月成立之后，不过短短的6年，史上第一次的马来人大团结运动就寿终正寝。
后来，1969年513事件后，敦拉萨（第二任首相）又推动全国马来人大团结，终于在1973年1月1日成立一个囊括当时所有马来人国会议员的国阵，其中伊斯兰党在1974年6月的大选以国阵的标志竞选，并取得空前大胜，赢得14席国席和50个州席（按：当时总国席只有154席），党主席阿斯里（Mohd Asri bin Haji Muda）也当上联邦土地发展部部长。
但仅仅在4年后的1977年12月13日，伊斯兰党因为吉兰丹州务大臣人选争执和巫统起了严重冲突，而宣佈退出国阵，此次马来人大团结运动又告胎死腹中，比第一次来得更短。
事实上，早在1973年国阵成立之后，伊党和巫统立即就面临了两大冲突，其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伊党指控巫统只是虚晃一招，并没有真正落实伊斯兰化的政策，组联合政府不久后，广大的基层就发现“受骗上当”而萌生退意。其二就是官职分配的冲突，巫统一方指责伊党执政的吉兰丹州没有让出更多行政官职给他们，而且利用当部长的便利竟然游说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受惠家庭成员集体离开巫统，加入伊党，大挖巫统牆角。
伊党一方则又指责巫统大权独揽，不但只让出区区一席部长职，巫伊联合执政的吉打州只委任一名伊党的州行政议员，登嘉楼竟然没有半个，而且来届大选的议席分配，两党也互不相让，双方很明显因为利益而结合，一合作不久就积怨加深，最终因丹州大臣人选事件而拆伙。
之后的40多年，虽然马来社会一直都有推动巫统和伊斯兰党再合作的建议，但一直都是空中楼阁，反而是伊斯兰党本身和其他的马来反对力量结盟，先是1990年的46精神党，然后是1999年的公正党，但最后都是不欢而散。
早在1970年代，许多研究马来人政治的学者如William R. Roff等人就已经认定20世纪兴起的马来政治运动，至少可以分成三大难以调和的源流，根据学者Anthony Milner（1995）的说法，这三大源流在二战之后演化成三种认同的趋向（identical orientations）：即以王权定义的社群（Raja defined community）、以马来族群主义定义的社群和以伊斯兰定义的伊斯兰社群（Islamic religious community）。
Milner主张，推动巩固伊斯兰社群的观点认为伊斯兰是最高的指导原则，马来王权与语言族群的地位次之，而主张巩固马来君主主权的观点认为伊斯兰和马来语言族群必须臣服于君主的权威下，至于主张推动巩固马来语言族群至上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马来族群的发展优先于伊斯兰和马来王权的推动。
Milner也主张，这三大理念的竞逐就是百年来马来人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亦是马来人政治纷争的主要根源，它深刻地影响了日后马来西亚建国时期的宪政体制，以及当代马来人政治。
概括而言，借用当代西方研究伊斯兰的大师Marshall G. S. Hodgson（1974）的观点，以上三大认同趋向其实二次大战之后，就逐渐演变成主张全面实践伊斯兰法，以改革马来社会的“伊斯兰法本位”（Shariah-minded）的群体，以及主张用西方世俗化的途径改革马来人社会的民族本位（Bangsa-minded）团体，前者以伊斯兰党为首，后者以巫统为标帜。两者偶而会因为某种外来强大的威胁，而走向合作，但历史的经验证明，每次合作的时间都不会长久，都会以不欢而散而收场。
究其实，以上两大源流，不论是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地位，还是思维方式，皆有很大的歧见，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些歧见自然可以暂时隐藏，但一旦合作掌权，这些歧见很快就会浮上桌面。
更何况，在现实的政治架构下，他们争取的对象，都是同一群选民，本身就有不可调和的竞争关係，这种竞争关係，将会持续到一方彻底佔上风，另一方彻底被驯服为止，才会基本结束。因此在这种格局下，你的让步，就是我的壮大，如果再加上利益分配的考量之下，这种合作，往往无法经得起太大的考验。
如果说过去的希盟政府，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政府，了解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政治格局之后，我们可以说，目前仓促组成的马来人大团结政府，也将会是一个危机重重的政府，我们只能祝福它，在未来可以化解一波又一波接踵而来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