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主要经济引擎之一的中国经济萎靡不振，这对整个东亚造成了沉重的压力。但世界银行表示，只要一个行业的改革就可能会带来复苏。
东亚一直是现代世界最重要、最持久的经济繁荣中心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韩国、台湾，尤其是中国，这些经济体在不同的时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
目前，该地区仍然是全球经济中极具影响力的驱动力，但经济学家对其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上升。
在本周早些时候发布的对该地区的最新展望中，世界银行下调了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的预测。世界银行将对中国2024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从4.8%下调至4.4%。对于更广泛的地区，GDP预期增长率从4.8%下调至4.5%。
“人们对该地区的要求高于其他地区。”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Aaditya Mattoo）告诉德国之声：“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任何经济放缓都会引起很多关注。”
不过，他也认为，东亚一些经济体在疫情发生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到目前的增长速度，已经做得很好了。
“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目前的状况都好于疫情之前的水平。”他说，“例如，越南和中国今天的产出比疫情前的水平高出20%。不仅仅是它们，其他大国，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产出也比疫情前高出10%。”
中国经济方向尾大难掉
然而，中国经济阴云密布也令人担忧。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绝大多数，因此它的麻烦对该地区和东南亚来说尤其严重。
世界银行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严格封锁政策放松后的增长乏力，到房地产市场陷入严重困境，再到家庭债务飙升。
马图认为，中国政府的主要问题是中共领导层在试图改变中国整体经济轨迹时遇到困难。
“我认为过去基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已经失去动力。”他说。
他补充说，中国目前的所谓五年计划（从2021年到2025年）一直难以有效实现其目标。中国的目标是促进消费驱动型增长和技术自主，同时转向更环保的技术。但疫情爆发后，中国的消费者信心和投资持续低迷。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路易丝·卢（Louise Loo）告诉德国之声，她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主要有三个原因：严格“清零”政策的后遗症、国家对房地产危机的应对措施，以及多年来的监管打压导致私营部门整体投资氛围紧张。
全球贸易问题的拖累
造成中国和东南亚地区普遍不景气的另一个因素与全球贸易环境有关。除全球需求低迷外，保护主义抬头也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出口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造成了重大影响。
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最初通过调整贸易流向使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国受益，但拜登政府的立法改变了这一局面。
旨在促进美国国内生产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出台了各种贸易限制措施，极大地打击了该地区国家对美国的电子产品和工业出口。
“我们似乎看到，这些法律出台后，该地区的出口有所下降。”马图说，“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矫正手段’，通过限制贸易、要求使用本地产品才能根据《降低通货膨胀减法》或《芯片与科学法案》获得补贴。”
马图表示，东亚地区国家面临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债务，在疫情病期间，债务大幅增加。
“我认为债务给消费者带来了压力，”他说，“他们的支出减少了。债务给政府和企业部门带来了压力，他们的投资减少了。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关注的问题之一，而这直接归因于疫情。”
经济减速过快
经济学家表示，该地区对全球经济举足轻重。马图说，即使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性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目前的经济放缓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自然“减速”。
他解释说，当它们和高收入国家差距很大时，增长速度会非常快，因为有更大的范围可以利用技术和资本，实现快速增长。而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之后，则可能出现增长放缓。
“问题是它发生得太早了。”他说。“即使在今天，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只是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说，‘好吧，这就是我们预期会发生的情况’，我认为这太宿命论了，这是没有道理的。”
世界银行支持服务业改革
那么可以做什么呢？世界银行表示，如果政府接受的话，服务业改革可以推动该地区的重大经济变革。经济学家马图指出了一些国家对外资企业所有权的限制，以及对跨境数据流动以及金融和运输服务的限制。他表示：“一系列监管措施实际上阻碍了这些行业的进入和竞争。”
马图说，越南等国的成功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服务业蓬勃发展的支持下可以取得多大的增长。
“我们发现，在过去十年中，服务业对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任何其他行业。”马图说，“甚至外国直接投资（FDI）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外国直接投资货物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