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Netflix推出纪录片《Wham! 浑然天成》。我原本以为大概就是一部典型贩卖怀旧时光的片子，毕竟当年为这个英国男孩流行乐团疯狂的歌迷，如今都和我一样步入中年，偶尔需要这样的制作来慰藉心灵。说是向自己年少时候的偶像致敬，其实恐怕更多是在悼念本身逝去的青春。
但他们的歌曲既然曾经给我苦闷的少年时期带来快乐，我也就不能错过这部纪录片。没想到内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讲述Andrew Ridgeley和George Michael两人从年幼结识到少年组队，大红以后George单飞的过程，还描绘了两人深厚的友情。于是我看了两次，两次都深深感动。
这不只是一个曾经风靡欧美和大半个亚洲的男孩乐队的故事，更是两个好朋友的故事。看到最后，我不免替Andrew 感到难过，因为他们当红时期，因为George的风格和才气广受认可，几乎所有的访问，主持人都把焦点放在他身上，Andrew显得像个陪衬。
组队演唱其实是Andrew的点子，刚开始也起着主导作用，走红以后，反而逐渐在外形，唱功和舞姿各方面被George超越。特别是1984年的单曲Careless Whisper 红遍大街小巷（日本的西城秀树还模仿翻唱），奠定了George的领导地位。Andrew知道如果不解散，George 就无法达到他个人事业的巅峰，他愿意成全好朋友，也在往后给于支持；而George 成为国际巨星之后，依然经常强调没有Andrew就没有他。好朋友之间能够做到没有嫉妒和竞争，是很高的境界。
尽管George后来的歌迷大概都叫不出Andrew的名字，也不知道Wham!，但这一切都无损他们的友情；直到George在2016年圣诞节当天去世（his Last Christmas!）前，他们依然是好朋友。几年前，Andrew还写了一本书，纪念他们从12岁就开始的友情。
Wham! 对我来说不只是年少时期的偶像，还具有时代的意义，因为他们是第一对站上中国舞台，让文革后的中国歌迷疯狂的西方流行歌手。
1985年4月，中文译作《威猛》的Wham! 在中国北京工人体育馆和广州中山纪念堂开唱，引起世界关注。那时候文革虽已结束将近十年，但距离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不过两年，从中共到知识界都对改革开放的思想范围多有讨论，把西方甚或港台的流行音乐批判为“靡靡之音”的声音仍时有所闻，摇滚音乐也被视为一种“精神污染”，甚至还有《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之类的小册子。
在这样一个保守的氛围中，Wham! 能够获得中共中央开恩，赴华开唱，我认为和当时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不无关系。
话说回来，那时的George尚未出柜，也还没发生1998年导致他出柜的公厕事件，除了Andrew和另外一个好友，没人知道他是同性恋者，否则访华演唱会绝对不会发生。
那年我刚上初中三，对政治和流行音乐都感兴趣，自然把Wham! 去中国表演当作头条新闻来看。当年新山宽柔中学旁边有家租书店，是我租借武侠和科幻小说的地方，也出售香港的娱乐杂志，我就买了几本，为的是追踪Andrew和Michael在中国的新闻，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们两人登上长城的海报。
这部纪录片还原了当年演唱会的部分景象，我才知道北京那场竟然有公安在场禁止观众闻歌起舞，因此大部分歌迷只能正襟危坐，结束后给以礼貌的掌声。两位歌手都认为那是他们表演生涯中，最困难的一场演唱会，因为根本无从炒热现场气氛。
广州则完全是另一个氛围。处在当年改革开放的最前线，又受香港流行文化影响，现场歌迷不但跟着Andrew 和George又唱又跳，还有人亲吻偶像，充分凸显山高皇帝远这句话有其道理。
回顾这起国际娱乐界划时代的大事，中国乐评人张晓舟在George去世后写的纪念文章当中，把Wham! 在中国开唱形容为“中国八十年代身体政治的一个唇印”，我认为非常贴切。
Wham! 离开中国之后，中共中央内部有人继续检讨这个唇印和其他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随着1986年底发生学潮导致胡耀邦隔年下台，一切也就成为历史。
当然，我们也不必沾沾自喜，以为马来西亚对待流行音乐能有多开放。毕竟George假设还在世，以他同性恋者的身份，断无可能在此表演。电台还能听到Wham! 的歌曲，就应该感恩，其他也就不必奢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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