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李在明政府的外交路线，确实引人侧目。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举动之一，是他在2025年6月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打破韩国长期以来“先美后日”的外交惯例，选择先访问日本，再前往美国。这一顺序调整，本身即是一种外交信号：其一，强调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其二，凸显韩国在同盟体系内仍保有一定的外交自主空间。
更值得关注的是，李在明在具体对外操作上展现出相当成熟的平衡能力。他一方面成功安抚特朗普政府，稳住美韩同盟的基本盘；另一方面又同步推动对华关系“破冰”，在中美两大强权之间周旋而不失分寸。这并非政策摇摆，而是一种典型的中等强国应对大国竞争的现实选择。
马韩的战略平衡术
过去一年，我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马来西亚在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所斩获的外交成果，却相对忽略了同属东亚的韩国，其外交手腕同样值得高度关注。自我定位为“中等强国”的马来西亚与韩国，在外交策略上确实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关键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源自两国所面对的战略环境与安全结构并不相同。
马来西亚并不存在直接的外部安全威胁，反而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成为双方积极拉拢的对象。中国希望借助马来西亚担任东盟主席国的契机，通过深化双边关系实现“点对面”的区域影响扩散；美国则期待马来西亚在东南亚区域内，进一步强化与美方的经贸与制度性连结，成为不完全倒向中国的国家。正因如此，马来西亚在中美之间享有相对宽裕的操作空间，也在非盟国家中，获得来自双方较高程度的容忍与弹性。
结构差异下的外交选择
相比之下，韩国的处境则复杂得多。长期以来，首尔必须正面应对朝鲜带来的生存威胁，在安全层面高度依赖美国同盟；与此同时，其经济又深度嵌入中国市场，对华依赖程度不容忽视。国内社会层面，对日本仍存有深刻的历史记忆与结构性不信任。而美国不仅在经贸上要求韩国加大对美投资，也持续施压首尔提高防卫费分担；同样地，中国清楚韩国作为美国同盟的身份，但在中美对抗加剧、中日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至少希望韩国不要被推向明确的反华前沿位置。
在此多重约束之下，李在明上任未满一年，却成功与美、中、日三国领导人维持高频互动。他分别与韩国最重要的三大外交对象领导人，各进行了两次高层会面：
对美国方面，2025年8月访问白宫，10月又在韩国庆州与特朗普再度会晤；对中国方面，除了去年10月在韩国APEC期间与习近平会面，今年1月亦回访中国；对日本方面，李在明不仅在就任初期会见石破茂，也于去年10月APEC期间与刚上任的高市早苗会谈，11月在南非G20峰会期间会面，更在今年1月结束访华行程后顺势访问日本。
暂且不论这些关系在中长期将如何演变，仅就其上任前半年能稳住美、日、中三边关系而言，这本身已是一项不容低估的外交成就。这种通过多向接触、避免被锁定于单一阵营的操作，有助于韩国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维持必要的战略弹性。
马韩在中美强权之间的周旋
从马来西亚的视角观察李在明的外交操作，不难联想到首相安华的做法。尽管两国的战略目标与外部期待并不相同，两人的共通点在于：皆以务实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有意识地淡化价值观外交与意识形态站队，转而采取更具交易性、并针对大国关切加以回应的应对方式。
在对华关系上，安华上任后透过重申一中政策、反对台独，并在支持中国国家统一的表述上未刻意附加“和平”作为规范性条件，以此换取中方的政治信任。类似的逻辑，也可在李在明身上看到。李在明选前以所谓“谢谢外交”回应两岸议题，与前总统尹锡悦形成鲜明对比。他主张不应对尚未发生的台海情势预作价值评断；在访华期间，李在明同样透过重申一中政策，有意降低政治摩擦，累积互信资本。
在对美关系上，安华以率先成为东盟国家中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成员国，作为巩固对美合作的“投名状”，并通过推动泰柬和平协议的签订，成功吸引特朗普出席东盟峰会，强化其区域与国际能见度。李在明同样在经贸合作与防卫责任分担等关键议题上满足美方关切，同时尝试将朝鲜半岛的“和平缔造者”与特朗普的个人角色相连结，借此强化美国对朝鲜议题的投入；并在此过程中，利用特朗普倾向收缩海外军事负担的政策取向，重启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进程，推进韩国的军事自主目标。
总体而言，马来西亚与韩国在应对中美竞争时所采取的策略，正体现了当代中等强国外交的核心特征，即在条件尚可回旋的情况下，尽量避免被迫选边，并借助大国竞争的结构性需求，为自身争取相对有利的战略空间与可持续的信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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