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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身份认同与选票:解读2025年沙巴选举中的中文舆论资讯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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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沙巴州选举,改写了城市华裔选区的政治版图。过去被视为希望联盟安全区的多个议席,在这次选举中转向高举沙巴本土主义旗帜的民兴党;行动党竞选八席全军覆没,公正党也仅守住一席。

这场翻盘,并不只是选票流向的改变。围绕“40%净税收”、MA63、拒绝西马党、“领养斗湖”等议题,中文舆论场在选前迅速升温。真实的历史不满、地方身份认同,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情绪放大,交织成一场影响选民判断的资讯战。

本文从中文资讯传播的角度,拆解2025年沙巴选举中的舆论操作:真实的不满如何被转化为政治武器,未经核实的说法如何被包装成民意风向,而网络上的情绪动员,又如何改变城市选区的选举结果。

2025年11月28日晚上,沙巴亚庇路阳民众大会堂外,约两百名观众在聚光灯下等候。现场几乎清一色是华裔面孔,空气中弥漫着许多选民长久积累的怨气,以及即将见到所支持候选人的亢奋。

这是民兴党的“选前之夜”。场地周围的许多竞选标语,都围绕着“40%净税收”、“拒绝西马党”、“沙巴自主权”相关议题。同时,在不远处的里卡士体育馆举办的首相与希盟候选人造势晚会,参与人数不过百余人。

民兴党以势如破竹之姿席卷所有之前行动党获胜的城市选区。(图片来源:新海峡时报)

次日,以华裔为主的城市选区,投票结果揭晓:民主行动党竞选八席,全军覆没,公正党仅赢得一席。取而代之的,是高举沙巴本土主义旗帜的民兴党,以势如破竹之姿席卷所有之前行动党获胜的城市选区。以往,这些以城市、华裔为主的选区都是希望联盟阵营的安全强区,上一届2020年的路阳区州议席,行动党甚至赢得了高达一万多张多数票,是全沙巴多数票最多的选区。

2025年,这场风向明显改变。

这场选举中的中文舆论,显然与其他语言的政治传播效果力度不同,以至几乎所有以华裔为主的城市选区易手民兴党。而在这场舆论资讯战中,究竟使用了什么样的传播策略技巧?以及作为选民,如何有效识别“非真实账号”及选举资讯?

本分析将应用DISARM【附录1】及ABCDE【附录2】作为分析框架,拆解在2025年的沙巴选举中以中文资讯为主的论述策略,透过中文内容的社交媒体及事件,剖析这场选举讯息战中的舆论,以及当中的资讯包括错误讯息(Misinformation)及恶意不实讯息(Disinformation)如何被选举平台所利用,以及最终如何改变城市选区的选举结果。

“被偷走的岁月”:40%税收争议的导火线

沙巴选民所关注的政治议题,与西马半岛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选举中,沙巴自主权相关课题是所有参选政党都在竞争的政治筹码,也是理解这场选举场域之前必须厘清的背景脉络。

沙巴(前称北婆罗洲)于1963年以联邦合作伙伴而非“州属”的身份共组马来西亚,其法理基础建立于《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MA63)、18点/20点协议及《政府间委员会(IGC)报告》等一系列宪政文件之上。这些文件明确保障了沙巴、砂拉越在移民、语言、宗教与财政资源上的高度自治权。

然而,联邦政府数十年来推行的中央集权操作,特别是1976年修宪将沙巴降格为普通州份、长期拖欠净税收返还等课题,早已在沙巴社会深埋下“内部殖民” (internal colonialism)的历史创痛。如今,沙巴成为了全马最贫穷地区之一,也是无国籍无证移民课题最严重的地区。

亚庇高庭宣判联邦政府自1974年至2021年间未能依宪法第112C条,将从沙巴征收净税收的40%归还沙巴,属违法行为。(图片来源:Harian Metro)

到了2025年10月17日,亚庇高庭作出了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裁决:宣判联邦政府自1974年至2021年间未能依宪法第112C条,将从沙巴征收净税收的40%归还沙巴,属违法行为(Unlawful)。高庭更下达强制令,要求联邦与沙巴州政府须在180天内(2026年4月15日前)就欠款数额达成协议。

这一判决震惊了沙巴社会,就算是不理解政治的平民百姓,当时候透过网络科普等也开始意识到:原来联邦政府“欠”了沙巴这么多钱!而这些巨款,足以反转沙巴的财政困境,也凸显了长久以来马来西亚联邦制的不均衡发展。

在沙巴人看见财政困境出现曙光之时,戏剧性的转折随即而来。

11月13日,也就是距离11月15日提名日仅剩两天前,马来西亚总检察署(AGC)悄然向亚庇高庭递交了上诉通知书。虽然首相安华随即发表声明,解释联邦政府并非针对“40%税收权利” 本身提出上诉,而是认为判决书中部分措辞,例如:“滥用职权”与“违反宪法义务”的性质已超出法庭的管辖权限,并承诺将继续与沙巴政府推进谈判。

在选举前夕高度敏感的政治氛围中,任何来自联邦的“澄清”,都已无济于事。这道上诉,被政敌与网络舆论定格为“背叛”,在选举期间覆水难收。对沙巴人而言,这些对剥夺感衍生而来的愤怒并非无中生有。2023年,希望联盟正式执政后,沙巴十二名希盟原任议员以“利益冲突”为由,集体撤出由沙巴律师公会(Sabah Law Society)主导的同一诉讼。这一决定在当时已引发强烈不满,被批评为“为保官位而牺牲沙巴权益”、“背叛沙巴”。

因此,当联邦总检察署的上诉通知书出现在提名日前夕,“退出诉讼”加上“提出上诉”,在这场选举舆论中,慢慢演变为可以化成情绪选票的政治论述。各大华文平台对此议题的讨论,逐步在中文舆论场中建构出“沙巴权益遭联邦长期剥夺”的论述框架,也让参选的政治人物及政党背景,连同沙巴人的身份认同一同挂钩。

由于利益冲突原则,12名希望联盟议员于2023年撤销诉讼联邦政府。这则新闻被许多网民解读并标榜希盟议员“背叛沙巴”。(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2026年初,上诉庭正式批准联邦政府暂缓执行沙巴40%净税收特别拨款的判决。这意味着,即使在选举结束之后,这颗资讯战的炸弹,仍然继续倒计时。

演讲台上的发言,以及被鼓动的选民情绪

选举竞选期间,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倪可敏(Nga Kor Ming)在斗湖为行动党斯里丹绒候选人叶威立站台时,以中文宣示:若斗湖候选人胜选,其部门计划“领养”斗湖这座东海岸城镇,以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发展。

“领养”这个字眼虽然在当时候的脉络下,只是一个发展承诺的词汇,意指部长所从属的部门单位愿意投入额外资源与特别关注。但听在长期被边缘、被嘲笑“定存州”的沙巴选民耳中,成为改变许多人投票行为的一句重话。这样的修辞代表隐含的权力不对等,仿佛“领养者”凌驾于“被领养者”之上,刚好让沙巴人联想:“我们不是见过平等伙伴吗?怎么现在变成孤儿,需要你们来领养了?”

这样的资讯通过WhatsApp群组的病毒式扩散、政党政治人物、候选人及社交媒体接力炒作,加上专门针对此议题的剪辑视频与截图,“领养斗湖”的论述迅速被以华语圈为主的网民定义为“马来亚帝国对沙巴怜悯的施舍”,成为印证“西马党(联邦政党)根本不把沙巴放在眼里”这一既有偏见的有力证据。

倪可敏在斗湖为行动党斯里丹绒候选人叶威立站台时,以中文宣示:若斗湖候选人胜选,其部门计划“领养”斗湖这座东海岸城镇,以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发展。(图片来源:倪可敏脸书)

值得注意的是,倪可敏的这番演说全程以中文进行,其引发的舆论争议亦几乎清一色在华文媒体与中文社交媒体生态圈内发酵,鲜少渗入马来文与英文媒体的讨论场域。也就是说,“领养斗湖”的论述杀伤力,几乎集中释放于华裔选民群体之中。

本意为拉近距离的竞选承诺,在错误的语境修辞下,成为凿穿城市华裔选票的利刃。

另一边厢,一位来自西马的网红意见领袖前来为民兴党站台,声音高亢激昂,向在场民众宣称:造势活动迟迟未能开始,是因为民兴党丹绒亚路候选人拿督王鸿俊当下“被困在加雅岛”,没有船只接送回来亚庇,是政治对手蓄意让他无法登船返回亚庇参与造势。话音未落,亚庇亚庇区候选人黎国亮抵达现场,走上台却一言不发,只剩下这名意见领袖继续高呼:政敌“让民兴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噤声”,“连场地都租不到”。

这些说法,事后均未能获得任何佐证。选委会与警方的调查显示,相关规定来自于条例本身:外区候选人须有当地候选人在场,方可发表助选演说,并非任何政党施压的结果。

以上提及的两场不同阵营的演讲,不同的话语修辞及论述,化为截然不同的风向,影响选票。

被操纵的“风向”:揭示网军、假账号的内部运作

受访者小静(化名)是一位有参与在社交媒体“操纵选举资讯”的沙巴本地人,对方在接受访问时向我们揭开了沙巴选举这段时间内,非真实账号、网军及整个线上资讯战的运作模式,以及他参与其中的真挚感受。

小静于2025年1月便开始接受政党网络宣传的“零工”委托。其所在的公司,透过人脉关系,接下了某政党所委派的任务。整个项目历时约十个月,第一阶段的100支短视频预算为7万令吉(每支约700令吉)。随着后期选情升温,竞选团队追加预算,总花费攀升至约10万令吉。

小静(化名)于2025年1月便开始接受政党网络宣传的“零工”委托。(图片来源:freepik)

这些短视频内容,不外乎宣传该政党及政治人物过去所作出的贡献、任期期间的表现。为追求精准及快速的产出,小静以人工智能(AI)技术撰写视频脚本,因此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有高产量的产出。

“我一篇文案最快五分钟出稿,一支视频三十分钟内可从构思到成品,最高峰时每天产出三支作品。这些内容透过TikTok、Facebook、Instagram多平台发布,并定向推送至WhatsApp群组扩散。”

“蛮意外的,所制作的影片并没有要求所谓的绩效(KPI),有做到就好了。”

不同的平台,不同的方法

小静透露,团队在社交媒体上经营了五个定位各异的账号:有主打施政成绩的、做政绩汇整的、走温情路线的、以AI生成配音进行数据及政策分析的,以及一个专门用于负面攻击的社交媒体账号。

最后的这个账号,是宣传机制中最为隐蔽也最具侵略性的账号。小静本人亲自出镜录制视频攻击政敌,再利用AI换脸技术将自己的面貌替换,以隐藏真实身份,并开始毫无顾忌地在网络上发表“骂到对手一文不值”的激进言论。

小静坦言,“一开始制作的视频内容,非常可怕。”

之后,团队的舆论策略在选战中段,高层突然下令禁止人身攻击,要求转向“友善选举”。所有走激进策略的攻击视频戛然而止,整个团队被迫急转弯,所换来的却是敌对阵营的社交媒体及账号穷追不舍,最终局面难以反转。

与此同时,小静表示自己所在阵营中,所经营的华文、马来文、英文媒体宣传策略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叙事整合。小静在观察主流媒体专页的评论区时,目睹了对方“网军”的海量洗版,出现大量疑似非真实账号在其营运的每一支视频下方留下统一格式的负面评论,使用“西马狗”、“去死”等侮辱词汇,并反复援引“XXX做好才来跟我讲话”等攻击性话术。这些留言或论述,长期下来也成为了沙巴选举中起风的风向,逐渐影响真实世界选民的想法。

面对长期面对负能量的攻击性留言,担任这一工作的小静需要负担许多心理压力。小静受访时坦言,因长期接收其他网军、网民的谩骂与洗版,自己也开始陷入怀疑:“我做的那些内容,有没有在伤害任何人?对方说的,是不是才是真的?”

选举结束后,小静如释重负,却也有一种付出数月心血却“付诸东流”的极度失落。

当社交媒体评论区成为风向主战场,谁能“先发制人”?

西敏寺民主基金会(Westminster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马来西亚区总监Ooi Kok Hin在其关于2022年大选TikTok运用的研究中指出:当受众选民处于对政治几乎毫无认知的“白纸状态”时,若与演算法驱动的个性化资讯推送相结合,将产生极强的资讯垄断效果,形成强大的“先发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哪个政党最先占据选民的认知空间,谁就能有效将竞争对手的声音隔绝在外。

在这次选举中,希盟阵营的政党在面对GRS贪污影片事件、40%税收上诉风波、领袖失言等接连冲击时,始终处于被动防守的态势。而民兴党则凭借其鲜明的沙巴本土主义旗帜,精准填补了失意选民情绪空间的每一个缺口。这场资讯战所倚赖的传播基础设施,由两个截然不同但互补的生态系统构成:一是演算法驱动的公开平台,二是难以被外部侦测的的封闭加密社群,如WhatsApp、Telegram群组。

在公开平台如Facebook、TikTok、新闻平台上的反联邦情绪内容,在赞数、留言及分享的反馈中,形成了强烈的可见性偏差:亲联邦的政治内容面临大量愤怒表情,而反联邦内容则赢得数倍于前者的赞数、支持与互动。在沉默螺旋的放大效应下,使持中立或支持联邦立场的选民在表达时更加畏缩,进一步加剧了舆论场的极化。

在封闭社群端,华裔家庭WhatsApp群组成为最难被追踪、却也最具渗透力的资讯战场。大量截图、短片、“消息来源可靠”的资讯息在群组中迅速扩散,往往没有原始出处,也没有核实机制,却因为来自“自己人”的转发,而自然具备情感可信度。

以上为其中一个疑似“网军”的非真实账号,在不同的专页底下复制贴上留言。(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本次调查也观察到,选举期间,多个中文社交媒体平台出现大量疑似非真实账号,以统一的格式复制贴上相同内容的评论(Copypasta)、固定向特定议题的帖文写下负面留言,以及在争议事件爆发的关键时间节点以精确的字眼放大情绪。这些操作并非单一阵营的现象,而是朝野双方均有部署。但在本次选举的风向中,“反联邦论述”的顺风局势,使这种放大效应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极大的政治宣传效果。

行动党为何全军覆没?中文资讯战不是唯一的解释

本篇分析的关注焦点,是资讯战在中文舆论场中的操作机制与影响。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是理解2025年沙巴城市选区翻盘的其中一个角度,并非全部的解释。因此,在将这次城市选区结果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网络资讯战之前,有几项结构性因素必须纳入分析考量:

第一、选民结构的变化。2025年是UNDI 18政策正式实施后的首次沙巴选举,年轻选民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的选民结构,其政治偏好与上一代城市华裔中产存在明显差异。

第二、2020年的沙巴选举在 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举行,各政党均无法进行实体线下拉票与演讲动员,因此在宣传工作、策略技巧上和2025年的选举截然不同。

第三、政党合作结构的根本性改变。2020年,民兴党与希盟阵营政党同属“民兴党+”联盟阵线。但在2025年,民兴党选择单打独斗全攻73席,双方正面竞争的格局直接分裂了部分原本的支持票源,这也是自2018年以来,民兴党第一次在沙巴单打独斗。

025年10月11日左右,沙巴行动党前主席潘明丰(左)及前组织秘书廖晖晖(右)携同支部成员退党。

第四、沙巴行动党在选举前夕,也面对内部严重的分裂。特别是在东海岸山打根,2025年10月11日左右,沙巴行动党前主席潘明丰及前组织秘书廖晖晖携同支部成员退党,之后更导致骨牌效应,有约15个支部于选举前陆续退出民主行动党,严重影响沙巴行动党在东海岸的耕耘及部署。两者随后加入社会民主和谐党,个别角逐丹绒巴拔国会议席与伊罗普拉州议席。

第五、沙巴本地政治丑闻的影响。GRS议员集体涉及贪污的影片在网络广泛流传,以及前首长慕沙阿曼(Musa Aman)被封为州元首亦引发许多不满争议,均为此次选举的华裔选民注入了的负面的政治观感,认为与GRS合作的希盟议员与贪污腐败为伍,并未就这些课题勇敢发声。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的沙巴选举中,其他内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土著选区(或非城市选区)的议席中,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甚至出现在贪污影片中的人物,大部分继续顺利当上候选人并当选。
当情绪与宣传成为工具,民主选举就成了一场演出
2025年11月29日,沙巴的票箱关闭时,选举舆论战也暂时画下了句点。

“选举结束后,我问上级那些账号该怎么处理?他们说先放着吧,之后我就都把这些账号都闲置,直到现在。”小静回复。

这场资讯战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所操纵的大部分并非凭空捏造的谎言,而是真实历史伤痛的提取与地方主义的情绪扩张。MA63以及联邦制度框架下,东西马的政治经济结构分配不公是真实的,40%税收被拖欠是真实的,沙巴人对联邦长期积累的失望也是真实的。资讯战的操作,不过是将这些真实的原材料,经过选择性剪辑、框架植入与情绪炒作,转化为导弹。

“领养斗湖” 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沙巴高度敏感的政治脉络中,一句话在不正确的框架之下,可以引爆历史恩怨。“被困加雅岛”的谣言告诉我们,缺乏证据的指控,在演讲台与直播镜头的叠加之下,同样可以在选前之夜完成致命的情绪注射。

然而,不管是沙巴本土政党、联邦政党,所推广的意识形态及真相到了选举关键时刻,都将化作被政治人物当作“棋子”的工具。唯有人民选民带着意识识别台上的政治人物的意识形态,去检视候选人或政党的竞选宣言,才可以用自己的批判意识独立思考,作出相对自主的投票行为。

否则,在资讯战底下运用情绪投下手中一票以后,政治人物很可能又将回到选举热潮前的状态,等待着下一个五年的选举热潮,再度登场提取选民情绪,再重复。

【附录一:DISARM框架】
DISARM(Disinformation Analysis and Risk Management)框架,由DISARM Foundation开发,借鉴网络安全领域的MITRE ATT&CK模型,专门用于描述和理解资讯操纵行动的生命周期与战术手段。以下就本次沙巴选举所提及的具体案例,逐一对应DISARM战术条目。详情请参阅:https://www.disarm.foundation/
TA01 计划阶段
T0074 Determine Strategic Ends(确立战略目的)
本次选举中的资讯操纵行动,其核心战略目的是获取国内政治优势(Domestic Political Advantage):削弱全国性政党(尤其是行动党)在沙巴城市选区的合法性,同时强化民兴党的沙巴本土代表性叙事。这一目的,在小静所参与项目的第一次会议中便已明确确立。
T0073 Determine Target Audiences(确定目标受众)
目标受众被精准锁定为城市华裔选民,尤其是对联邦政府长期积怨、对MA63权益高度敏感、且高度活跃于中文数字内容生态的中产阶层。这一定向,直接决定了内容语言(中文使用者)、平台选择(TikTok、Facebook、WhatsApp)与叙事主题(沙巴自主权、身份认同)的整体策略布局。
TA02 规划目标阶段
T0003 Leverage Existing Narratives(利用既有叙事)
MA63历史积怨与“内部殖民”叙事,并非这场选举凭空制造的议题,而是在沙巴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情感。资讯战的操作者将这一既有叙事与实时发生的40%税收上诉事件精准捆绑,使历史的积怨成为即时动员的情绪炸药。小静引用的“沙巴人有固有的概念,就是西马抢走我们的资源”,正是这一战术的真实写照。
T0066 Degrade Adversary(贬低对手)
这一战术在本次选举中有双重体现:一是宏观层面,通过40%税收上诉、自主权课题,以及与贪腐者为伍的叙事框架,将行动党等希盟成员定义为“联邦利益的维护者”与“沙巴权益的出卖者”;二是微观层面,在政治演讲中以未经核实的指控,将行动党直接定格为“蓄意阻挠对手”的恶意行为者。
T0076 Distort / T0023.001 Reframe Context(扭曲与重构语境)
“领养斗湖”事件是这一战术最典型的案例:倪可敏原本具有善意的政治承诺,被从其西马政治语境中抽离,重新置入沙巴“内部殖民”的历史框架,从而将一句发展承诺词汇转化为侮辱沙巴主体性的“证据”。
T0079 Divide(分化)
通过强化“沙巴人vs.西马人”、“本土党vs.联邦党”的二元对立叙事,资讯战的操作者成功地将华裔选民的政治选择转化为一场身份认同的表态。
TA05 内容铺垫与渠道布局阶段
T0101 Create Localized Content(创作在地化内容)
宣传内容均以中文呈现,并深度嵌入沙巴本土历史叙事、地方政治人物与社区语境,确保内容对目标受众产生最大程度的情感共鸣与认同。小静所经营的其中一个账号,便是以真实本地人物故事为素材,是这一战术的典型特征。
T0102 Leverage Echo Chambers(利用回音壁)
华裔WhatsApp家庭群组与中文Facebook社区群组,为本次资讯战最重要的回音壁基础设施。这些封闭社群中的成员本已在认知上倾向于沙巴地方主义,宣传内容在进入这些回音壁后,被可信的人际网络的背书进一步放大,形成难以穿透的讯息茧房。
T0018 Purchase Targeted Advertisements(付费精准投放)
小静受访时分享,Facebook端的非真实账号在初步测试内容的情感效果之后,将会配合广告费(Boost)进行精准投放,扩大在特定年龄层与地区受众中的触达率。
TA06 内容生产阶段
T0085.001 Develop AI-Generated Text(AI生成文本)
AI工具(ChatGPT)被全面整合进内容生产流程。如小静经营的账号从脚本撰写到配音生成,AI技术使单个操作者在高峰期每天能够产出三支视频。一些账号更是完全以AI生成脚本与配音,内容中的“数据”真实性则存疑。
T0087.001 Develop AI-Generated Videos / Deepfakes(AI换脸深度伪造)
一些账号采用AI换脸技术,让操作者能够以隐藏真实身份的方式发表激进攻击言论。这是本次选举资讯战中技术复杂度最高、也最难被平台内容审查识别的操作手段之一。
T0084.001 Use Copypasta(复制贴上战术)
账号以统一格式的评论在多个宣传账号的视频下方进行密集洗版,形成”主流民意反对联邦政党”的印象,压制亲联邦的声音可见度。
TA07 传播渠道阶段
T0043.001 Use Encrypted Chat Apps(利用加密通讯应用)
竞选团队明确要求内容生产者将视频与配套文案推送至所属WhatsApp群组,以利用封闭社群中的人际信任网络完成传播效果。这一渠道几乎不留任何可被外部平台公开监测的痕迹。
TA09 放大阶段
T0049 Flood Information Space(淹没资讯空间)
在10月6日州议会解散至11月29日投票日期间,各大中文社交媒体平台被海量的反联邦短视频、图文包和煽动性内容所淹没。在TikTok端,许多非真实账号持续输出内容;在评论区,敌对水军账号也以相同逻辑进行反向淹没。两个方向的”淹没”相互叠加,导致理性的政策讨论空间被极度压缩。
【附录二:ABCDE分析框架】
ABCDE框架,旨在提供一套适合社会学与传播学视角的资讯操纵剖析工具,将资讯操纵(Information Operations)事件拆解为五个部分。
详情请参阅:https://www.debunk.org/abcde-framework
A — 行为者(Actor)
以本次沙巴选举为例,资讯战的行为者层次呈明显多元性,包括透过商业合约运作的媒体公司内容团队(如小静所属公司及团队)、带有明确党派倾向的华裔意见领袖、以及在各大评论区大规模运作的匿名网军非真实账号。朝野双方均有不同程度的部署,但以结果而言,各方行动的实际效果呈现高度不均。
B — 行为(Behaviour)
主要可识别的行为模式包括:情感操纵(Emotional Manipulation),将常规的法律上诉程序渲染为“民族背叛”;情感放大(Emotional Amplification),也就是透过互动数据的刻意堆砌,人为强化特定情绪的可见度;语义武器化(Semantic Weaponisation),将看似中性的词汇(“领养”)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重新包装为“污点词”;以及身份认同绑架(Identity Hijacking),将政党选择与沙巴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强行捆绑。
C — 内容(Content)
本次资讯战中,可识别的内容类型包括:基于真实历史事件但经过选择性诠释的“扭曲真相”(将上诉程序定义为“剥夺沙巴权益”);在演讲现场宣称一些事后无法核实的指控性论述(“YB被困加雅岛”说法);AI换脸技术辅助生成的攻击短视频;以及AI生成配音的数据分析内容(真实性存疑)。最具杀伤力的内容,往往不是纯粹的谎言,而是对真实历史伤痛的精准提取,这使事实核查机制更难介入。
D — 程度与传播渠道(Degree / Distribution)
这场选举中的华文资讯战的传播渠道呈“公开算法平台”与“封闭加密社群”的双轨并进的策略。TikTok、Instagram凭借算法驱动的高传播效率,成为触达年轻选民的主战场;Facebook依然是连结中年华裔选民与社区的核心渠道;WhatsApp家庭、社群群组则是无法被外部监测、却具备最高情感可信度的终端传播节点。三个渠道,让论述及政治印象迅速成为一股势力,改变选民的议题认知。
E — 影响(Effect)
认知层面上,“行动党是西马政党”的既有偏见,经由针对性资讯强化,成为华裔选民中广泛流传的政治常识,压缩了基于政策绩效进行理性比较的空间。情感层面上,40%税收上诉、MA63自主权课题、“领养斗湖”风波等点燃了沙巴人的“被不公对待”的记忆,将选举认知架构从“选择谁治理沙巴”置换为“拒绝谁继续剥夺沙巴”。行为层面,则以上操纵最终转化为城市选区的大规模倒戈,转向其他可替代选择的政党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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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鸿

媒体倡议组织“媒人在乎”联合发起人、现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高级讲师、马来亚大学国际与战略学系博士生、时事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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