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启动，部分外媒将其称为“日本版CIA”。但受访专家指出，新机构更接近情报统筹与分析的司令塔。与此同时，日本进一步强化情报能力的计划，也引发地区安全方面的疑虑。
日本国会今年5月27日通过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两个机构于7月31日正式启动。
“国家情报会议”是由日本首相主持的阁僚级情报决策机制，成员包括官房长官，以及外交、防卫、公安、法务、财政和经济等相关阁员，负责研议情报工作的基本方针及应对外国情报活动等重大事项；“国家情报局”则作为其实务支援机构，负责汇整、分析政府各部门掌握的情报，并协调跨部门情报工作。不过，日媒指出，国家情报局本身并非类似CIA的对外情报机构。
在国家情报局成立前，日本首相官邸的核心情报机构是“内阁情报调查室”。该机构负责搜集和分析国内外情报，并汇整警察厅、公安调查厅、外务省及防卫省等部门掌握的情报，再向首相等官邸高层报告。
二战期间与日本同属轴心国的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均成立了专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机构—德国联邦情报局及意大利国军情报局。相较之下，日本战前的情报及谍报职能分散于陆军、海军、外务省和内务省等不同部门；战后虽建立以内阁情报调查室为核心的情报体系，却一直没有专责对外情报机构。
日本为何此时进一步改革政府情报体系？
九州工业大学副教授、专攻国际关系论的大山贵稔向德国之声表示：“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日本比以往更明确地将‘情报’制度化，使其成为与外交及国防政策相互支撑的重要政策资源。”
他指出：“国家情报会议将针对安全保障，恐怖主义及紧急事态等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包括外国势力企图获取日本重要情报等活动在内的‘外国情报活动’之应对措施，研议政府整体的基本方针和情势判断，并对重大案件进行分析与评估；国家情报局则由原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改组而成，负责统筹协调各省厅的情报活动，以及汇整和分析情报。”
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则向德国之声表示：“国家情报会议可由首相主导研议情报战略，国家情报局则负责汇整、分析各省厅情报，功能类似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或澳大利亚国家情报办公室。此次改革着眼于中国、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有助日本应对网路、电磁波及情报等‘灰色地带’活动。”
小谷进一步指出，日本发展远程“防区外导弹”需要情报支援目标锁定，包括使敌方雷达失效及确认目标位置。在强化西南诸岛（琉球群岛）防卫方面，因应中国可能发动的网路攻击及虚假资讯行动，强化讯号情报及卫星影像分析能力，也可能成为国家情报会议的议题。
前日本众议员、前外交官，现任皇学馆大学副教授的村上政俊向德国之声表示，日本希望透过建立情报“司令塔”，补上战后安全政策长期欠缺的统筹功能。他指出，日本2013年在安倍晋三政府时期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此次改革可视为其延续；对以安倍政治路线继承者自居的首相高市早苗而言，也可能成为其政治遗产之一。
担忧个人权利可能受到侵害
然而，部分日媒忧虑情报改革可能侵害个人权利。 《朝日新闻》指出，尽管高市首相称政府“不会无端侵犯国民隐私”，政府研议的“对外情报搜集法”可能允许基于国家安全，在没有法院令状的情况下监听通讯。该报警告，此举可能涉及宪法第21条保障的通讯秘密及个人隐私，仍需充分讨论其必要性。
部分外媒将国家情报局形容为“日本版CIA”，韩国《东亚日报》便曾如此称呼。小谷贤则指出：“国家情报局主要是情报工作的‘司令塔’，与CIA功能完全不同，但此次改革可能是日本未来制定反间谍法及设立对外情报机构的‘第一步’。他预期，相关改革未来数年可能进一步推进。”
村上政俊也认为，与其称国家情报局为“日本版CIA”，不如说更接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指出：“国家情报局长应在首相与各情报机构之间发挥‘枢纽’作用。”
至于对友好国情报合作的影响，小谷贤认为，日美韩已有GSOMIA等情报共享机制，因此此次改革短期内影响有限。不过，他表示：“我曾与美韩外交相关人士交换意见，双方似乎都对日本此次改革抱有期待。”
至于台湾，大山贵稔指出，“情况亦有所不同；目前，日台关系仍维持在‘非政府间的实务关系’框架之下，因此不能设想建立与日韩美之间相同形式的国家间情报共享机制。不过，围绕台海局势、经济安全、网路安全及虚假资讯等议题，日台之间实务层级情报交流的重要性未来可能进一步上升。”
大山此外表示：“不能仅因日本此次改革情报组织，就认为日本正式加入‘五眼联盟’等安排已成定局。”
“中国可能将这次改革描述为日本‘再军事化’的一部分”
村上政俊则预期说，“除了同盟国美国，日本与德英法等欧洲伙伴的情报合作也将加强，以共同因应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带来的安全威胁。”
至于中国、俄罗斯及北韩的反应，大山指出：“中国政府已就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作出正式回应。5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谈及相关法案通过时，将日本情报机构的历史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并要求日本政府谨慎行事。国家情报局7月31日正式成立后，中方再次提出批评，称其为‘日本内外安全政策方面的又一消极动向’。”
大山认为，中国很可能不会将此次改革单纯视为日本政府的行政组织改革，而是将其与日本增加防卫预算、部署远程导弹、推动防卫装备转移以及强化西南地区防卫等政策相联系，并将其描述为日本“再军事化”的一部分。不过他强调，应当区分中国政府的政治性论述与日本国家情报局实际拥有的法律权限。
相较之下，大山指出：“俄方持续出现将日本整体安全政策批评为‘再军事化’的言论，但迄今尚未看到俄罗斯政府像中国政府一样，对国家情报局本身作出明确的官方回应。北韩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因此，目前尚不能认为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已一致开始采取针对日本国家情报局的反制措施，也不能断言此次情报改革已立即引发地区性的军备竞赛。”
小谷贤表示：“日本过去甚至被称为‘间谍天堂’，中国、俄罗斯和北韩得以在日本境内较为自由地从事间谍活动。他认为，若日本下一步制定反间谍法，可能引发三国反弹，甚至导致外交关系恶化。”
小谷以2018年前后澳中关系的变化为例指出道：“若日中关系因此恶化，安全环境也可能转差，甚至导致双方进一步扩军。不过，他认为北韩的反应目前难以预测；俄罗斯则因深陷乌克兰战争，不太可能刻意与日本进一步对立。”
对于日本情报改革是否可能进一步加剧东亚紧张，大山贵稔则解析道：“其影响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是改善威慑与危机管理。如果日本能够更早掌握其周边的军事活动、网路攻击及影响力行动，并对这些情报作出更加准确的评估，就有可能减少误判，并采取更为适当的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则是“安全困境”。大山指出：“即使日本自身将此次改革理解为‘强化情报能力’，如果其他国家将其视为与日本部署远程导弹及增强军事力量相互配套的措施，这些国家也可能进一步加强针对日本的情报活动、反情报措施及网路活动。”
不过，大山强调说，“国家情报局成立至今时间尚短，‘安全困境’是否真的会发生，目前仍只能停留在预测层面。同样，目前也无法确认国家情报局的成立与东亚军备竞赛或情报竞争加剧之间存在实际的因果关系。”
村上政俊则提醒：“国家情报局并非‘万灵丹’。我曾在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门任职；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是人才。但人才培养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日本政府仍需制定包括人才培养在内的长期情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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