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班牙八旬老人遭迫迁引发众怒，到柏林酝酿推动大规模住房公有化，可负担住房的匮乏已在欧洲多个核心都会区演变为引发社会震荡的导火线。面对节节攀升的居住成本与日益严重的住房危机，欧洲各大城市正在探索哪些截然不同的应对路径？
西班牙一名87岁退休妇人玛丽卡门（Maricarmen）本周三因遭强制驱逐离开居住了70年的旧家，引发全国关注与抗议，也再次凸显了欧洲日益恶化的住房危机。在德国首都城市柏林，住宅市场的压力同样巨大，当地居民甚至希望尝试一场历史性的实验：大约五年前，柏林选民通过公民投票，要求柏林的参议院制定法律，以终结大型房地产集团的支配地位。按此倡议，拥有超过3000套住房的营利性企业应被强制以优惠价格向柏林州政府出售这些资产。然而，该计划至今仍未落实，而柏林新签租约的平均价格在此期间又上涨了约一半。
在9月20日举行的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Die Linke）成为最大赢家。该党在竞选期间承诺将坚决落实这项公投结果，把大型企业的住房收归公有（竞选中常被称为“没收”）。柏林是否会踏入这一法律新领域，目前仍取决于组阁谈判。不过，这一选举结果已经在全欧洲再次引发了对大都市区严重住房危机的关注。德国之声为您介绍其他大都市目前已采用的精选模式。
维也纳与巴塞尔的经验
维也纳模式被视为欧洲遏制租金暴涨的示范方案之一。奥地利首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经历极端的住房危机——当时床位严重不足，工人不得不倒班轮流睡觉，狭窄的空间甚至导致结核病蔓延。
当时采取的应对举措至今仍在稳定住宅市场：据官方数据，维也纳市自身出租约22万套公营住宅，并另外维护约20万套受资助住房，使得约60%的维也纳居民居住其中。这也对自由租房市场的价格起到了稳定作用。
许多城市居住成本不断走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区位吸引力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因此，多地都在探讨如何将租金与地价剥离。其中一种做法是：市政土地不出售，而是出租给合作社或面向公益的投资者。市政部门因此无需承担建筑费用，而开发商也不必将高昂的地价计入成本并最终转嫁给租客。
瑞士巴塞尔是该模式在欧洲的先行者之一：在这座瑞士城市，约有40%的合作社住房建在公共土地上。巴塞罗那和里斯本等城市多年来也在大力推广这一模式。
巴黎优先回购与布拉格定向供给
如果土地和建筑物已长期属于私人所有，干预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在巴黎，市政部门自2014年起拥有优先购买权，希望以此在面临严重排挤效应的街区提高社会住房的比例。其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30%，不过目前的增幅主要仍来自市政新建项目。
与此同时，法国首都巴黎及其周边的都会圈市镇也在加大力度收购商业办公建筑，并将其改建为住宅。在周边的法兰西岛大区，当局已确定了61个相关项目，总计可创造多达8200套新住房。
捷克首都布拉格则开辟了另一条路径，以确保那些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人群留在城内，包括护理人员、警察、教师或环卫工人。相比银行家或律师，这些人通常可用于支付房租的收入更少。布拉格目前已建成了约660套专门保留给公共部门雇员的住房。
该项目的承办机构是一家捷克银行的子公司，凭借欧洲资助和一项长达40年的测算，力图将租金控制在常规市场价格的八折左右。谁能入住这类高能效公寓并非由银行决定，而是由医院和政府机构通过签订框架协议来分配，公共机构也能借此用优惠的租赁条件吸引新员工。下一批此类住宅目前已经在规划中。
都柏林的非营利成本租房
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同样难以留住中低收入人群。2000年代末金融危机爆发后，外国投资者购入了大量房产。随后，由于低税率吸引众多大型科技企业将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居住需求出现激增，租金也随之飙升。由于社会住房供应严重短缺，都柏林的轮候名单非常漫长。
都柏林于2021年推出的“成本租房”（Cost Rental Housing）关注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年收入低于6.6万欧元的申请者可以提出申请，这一群体收入高到不符合申请社会住房的资格，但又难以承担自由市场的租金。在这一计划下，公益机构和公共实体提供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租赁住房。根据社会研究机构ESRI的最新研究，其起步租金明显低于市场水平，平均低了近30%。
爱尔兰政府希望在2030年前提供1.8万套此类住房。去年的需求情况体现了该计划的紧迫性：在都柏林东南部的库利瓦利（Coolevally），104套住房吸引了超过4200人申请。
在欧洲最受追捧的大都市中，若要让住房供需重新恢复平衡，显然还需要大量的新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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