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9后的22个月，“马哈迪会否交棒给安华”这个课题，始终挥之不去。外媒访安华或马哈迪时不约而同提问，本地媒体竞相翻炒。九旬的马哈迪只要字句上略带模糊，两年或两年多一点、两年是509算起还是受访日期算起，大家像解梦猜万字一样不亦乐乎。轰炸到一个程度，我拒绝就此课题受访。
我没有把录音笔藏在马哈迪桌底，无法把阴谋论说得绘声绘影；我不是马哈迪肚子里的蛔虫，无法单靠预设立场就把他的主观意愿说得斩钉截铁，毫无翻转的余地。我更无法演绎要把马哈迪摔下神台却把他形容为“神到策划一个阴谋来推翻自己”的逻辑。别人有能力造一块自己抬不起却能砸伤自己脚趾的石头，但我不能。
马哈迪是好是坏，是死性不改抑或洗心革面，说真的，辩赢了又如何？
马哈迪确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重掌政权后委任林冠英出任财长、汤米·汤姆斯出任总检长、东马的理查玛兰尊为联邦首席大法官。有人评断这些委任是橱窗，用来讨好非马来人、穆斯林以及社运份子的欢心，一句“假假做场戏证明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了结。既然已判死刑，还需要审讯吗？话说回来，真情也好，假意也罢——现实是，不管出自于什么动机，这些委任确实打破国家重要职位由单一族群垄断的惯例，让贤与能有机会在此岗位上为国家服务，这不正是509局面促成的一个突破吗？
509前，我们确实陷入两难。倘若纳吉政权在极致贪腐的情况下还能屹立不倒，国家很难撑得下去。希盟（前身：民联）在执政党烂到贴地的形势下依然连输两届大选（2013年与2018年），一个多元的在野党阵线，恐怕就走不了多远。除非弃权，让其他选民为我们做决定——否则，我们就被逼做抉择，在两害中选其轻。投选希盟，是我们在当时封闭的死局中，撬开一个缺口的尝试。
惟这个决定被简化为“天真地相信马哈迪”、“为马哈迪回锅抬轿”，或直接被标签为“舔马”。仿佛必须狠批马哈迪，才能证明自己稳守原则、抢占道德制高点。记得509后由马哈迪签署、委任穆克里兹为浮罗交怡发展机构（LADA）董事会联席主席的公函吗？网上浮现daddykasi的嘲讽，但该机构法令明文规定：联合主席之一必须是吉打州务大臣。就那么巧，首相是父亲马哈迪，大臣是儿子穆克里兹。法令不改，谁都没辙。即便往后你对马哈迪政权所犯的过失开声，换来的还是“小骂大帮忙”的调侃，或追究到“当初不是你把马哈迪捧上台的吗？”之原罪。你若因此沉默，就是静静了。
没错，马来西亚国家制度的崩坏，马哈迪必须负上责任，这点毋庸置疑。只是，把一个国家的问题简化为一个人的问题，是否意味着：只要此人不在了，国家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那我们这几年就游山玩水风花雪月把酒当歌，时间一到，老人家双腿一直，世界不就变好了吗？
然而，如果你相信马哈迪不在以后，马来人社会里不管城乡、不计经济收入、横跨老中青世代当中依然有一票人迷信威权、相信宗教压倒自由，甚至某种程度上摆不脱“马来人至上”的观念，则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死结该怎样解？我们要打造怎样的一个政治生态，制造什么条件，好让民主、自由、多元、平等价值，在未来开花结果、开枝散叶？
更准确的是：问题不仅仅出在马来人社会。华社里不也有人嘴里讲的是民主心里念的是专制、视中国为“祖国”，歧视甚至排斥他族文化？用马来人霸权来合理化自己的受害者心态——于是仇恨恶性循环，在有心人炒作下，加剧马来社会的焦虑与防备，围墙因此越筑越高。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状况，而我们要打造的是一个多元兼容、温和开放、民主自由、公正平等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应该花更多心思，去解构马哈迪过去为马来西亚设下的有形无形的框框？如果我们知道每个群体都有各自的问题、跨不过的障碍，反之有往牛角尖里钻的趋势，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一点省思、甚至自我批判的声音，把各走两极的群体，往中间拉？
然而，当批判的声音出来，如果不是网络痞子“汉奸走狗”的标签，就是“竟然回避权势、批判弱势”的责怪。但是，等等，你确定我们没有向多数族群反映少数群体的困境、焦虑与不安吗？我们难道用中文来表演自己向马来人呛声，满足你期待的“敢怒敢言”吗？
我们当然是用马来文跟马来群体对话、讨论甚至辩论。几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但当我们呼吁更多人用马来语跨界对话的时候，换来的是什么？从“屈服于马来文化霸权”到“用马来文讨好马来人”不等。我们有说过“说马来文才更像马来西亚人”这样的话吗？我们向华社反映“马来社会对一些华人不谙马来语这件事很感冒”之后，回过头就用马来文撰文提出“掌握马来语不是衡量爱国情操的唯一标准”——这些人是看不到，还是假装看不到呢？
在这样恶劣的讨论环境里，谁能不沮丧呢？黄进发在509后撬开的空间里，畅谈选举制度改革，掀起议论，不管是否同意其论点，整个讨论足让国人见识到不同的可能，以及选制如何改变国家政治的生态。Bersih 2.0的活跃分子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配合选举改革委员会召开的会议，花心思撰写厚厚的报告书与建议书。如果最终这些改革得以落实——即便是局部落实，仅仅把不公的选区划分矫正，何尝不是好事一件？
这些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最终都敌不过情绪的煽动与尖酸的嘲讽。我们只想看到问题马上解决，却拒绝思考如何解决，甚至没有作为旁观者最起码的耐性。民主行动党领袖选前夸口“马上承认统考”固然是错，但这个政府愿意设立特别委员会，召见相关人士（stakeholder），撰写一份官方报告书，探讨是否承认统考，是不是45年来比任何时刻都更认真思考这个课题呢？而华社究竟是要认真看待，还是报以“只是忽悠我们的假动作”之不屑，放弃这个可能可以改变的机会？
说得再多，已是徒然。如果要幼稚一点，2020年3月1日我们一朝醒来仿效酸民的语气：反正希盟是烂政府，现在倒了，何必惋惜呢？快去开啤酒庆祝啊喂。只是，等等，温馨提醒：记得囤足啤酒哦。然后轻率的加几个标记（#）——伊斯兰党要上台了、不禁酒也会卖贵吧、可能刘特佐请喝香槟咧，咳咳。
我们可以当酸民，但是我们不要。不管是2018年509前后，还是2020年3月1日之后。说实在的，马来社会民意基础扎实的国民联盟新政府，其实比希盟更具条件向非马来人与穆斯林释放善意。未来是前进或倒退，还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我不是不明白509前就马哈迪统领希盟课题的辩论。实际上，面对马来社会，我曾在509前撰文反对希盟推举马哈迪为首相人选，惟无法扭转当时的民意。历史没有如果——倘若倒带追回去，它会引来“如果当时不是马哈迪，阿兹敏吗？慕尤丁吗？”、“如果是末沙布或阿兹莎，纳吉挑战辩论怎么办？”等等当下再争辩也没用的问题。
我没有因此选择割席，我知道一个人可以走比较快，但一群人可以走比较远。每个人一生中总有缺陷，三千万人的国家，又岂会完美？后509，我们得到一些，失去一些。莱纳斯（Lynas）之战我们输了，但洋垃圾课题处理得不错；统考没有立刻承认，但华校的拨款提升了；悬案冤案尚未平反，但言论空间松绑不少；钳制民主恶法未完全修废，但过去的政治逮控逐一销案。
最后，我非马哈迪粉丝。或许，断定“马哈迪是政治老狐狸”与断言“人总会死”一样容易。对马哈迪的批判是正确的，但如果因为对马哈迪的批判，而嘲讽过去22个月里拒绝放弃改变的每一个努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要以国家的崩败来印证自己是对的，从而沾沾自喜，我也没什么话好说了。至少在丧礼中，我就说不出“我都说了，人总会死的。抢救的医生是坑钱的吧？”这样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