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光华日报》报道，7月31日，在非政府组织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Sekretariat Solidariti Rakyat）的号召下，逾400人出席了“斗争集会”（Keluar dan Lawan），于当日上午11时聚集在独立广场附近高喊口号抗议。
从《当今大马》所上传的影片可看出，身穿黑衣的出席者高举印有“失败政府”（Kerajaan Gagal）等口号的旗帜和大字报，一些则手握黑旗参与游行。甚至，参与者在马路上摆放了多具用白布包裹的“假尸体”，以抨击国盟政府抗疫失败。
这场斗争集会共提出了3项诉求，分别是：
- 要求首相慕尤丁和内阁下台
- 召开完整国会
- 落实全民自动暂缓还贷措施
为什么会有这场“斗争集会”？
7月21日，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在推特正式号召人民上街。他们在发出的文告中指出，国盟政府已失去了可信度，他们无力带领国人摆脱疫情，让人民持续受到疫情对经济、生活和健康所带来的冲击。
我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除了那些热衷于权力、对人民所经历的苦难不敏感的领导人。因此，人民团结秘书处呼吁所有人在2021年7月31日出席斗争集会，以反对没有资格领导国家的政府。
实际上，该组织早在7月17日就曾举办过一场和平集会。根据《南洋商报》报道，当时集会者在独立广场摆放“假尸体”，象征冠病死亡人数和自杀个案剧增，同时高举14面黑旗，以表示各州和联邦直辖区人民对政府的失望。
然而，7月17日的集会结束后，却有3名参与集会者被警方援引2021年紧急状态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第17（1）条文罚款2000令吉，指他们违反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
在此之前，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也曾号召人民在7月3日挂黑旗抗议，透过黑旗运动（#benderahitam）向政府释出讯号。在7月3日当天，不少人响应了这项运动，纷纷在社交媒体上传挂黑旗的照片，且在活动开始的1小时20分后，就有超过7万2000个推文使用了“#Lawan”标签。无独有偶的是，这场黑旗运动同样“吸引”了政府的目光，人民团结互助组织的共同创办人之一莎拉依迪娜因此被捕。
《透视大马》指出，莎拉因7月1日在Misi: Solidariti帐号发布并列出黑旗运动三项诉求的推文，而被警方援引煽动法令第4（1）条文逮捕，在接受盘问后，于7月30日凌晨1时获释放。
对此，隆雪华青也发文告谴责了警方逮捕莎拉一事，指黑旗运动是履行联邦宪法第10条的集会自由权利，政府在防疫期间也不应该牺牲民主人权精神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731斗争集会”获网民大力支持
针对“731斗争集会”，许多网民都透过社交媒体表示支持。
一名网民在推特上表示，他希望自己可以上街抗议，表达他对首相慕尤丁和国盟政府持续掌权的不满，但却因为家中有年长者（担忧染疫），只能透过网络来参与这场抗争。
另一名网友则说，他一生中从未感到如此愤怒，对那些最脆弱的群体来说，（我国的）情况每天都在变得更糟。
有名网友是当日集会的出席者，他对当天所有的参与者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为更好的马来西亚而战。
根据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的文告，游行当天共有超过27万2000条标签了“#Lawan”的推文，以及2万条要求开放独立广场的推文。
参与集会者是否违法？
根据《南洋商报》报道，5名组织了这场集会的人士，在集会结束后立即接到了警方传召，于8月1日上午10时到金马警区总部录取口供。
金马警区主任莫哈末再纳（Mohamad Zainal Abdullah）指出，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行动管制令之下，因此不允许举行任何公共集会，虽然调查表明集会者确实戴了口罩，但很难说他们是否遵守了社交距离，尤其是他们从一个地点游行至另一个地点时。
副首相依斯迈沙比里则说，集会可能会使疫情进一步蔓延，还强调政府愿意随时听取各方的意见，敦促所有政界人士搁置分歧，共同努力克服疫情。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认为，集会者持有双重标准，反对政府允许工厂继续运作，却号召人民集会群聚，更指责集会者只是为了分裂社会，因此他称这些人为“煽动者”。
人民力量组织（G57）也促请警方对集会的主办方和参与者采取严厉行动，该组织发文告指出，集会的进行没有受到批准，且违反了标准作业程序，他也对参与集会的政治领袖感到失望。
吉隆坡总警长拿督阿兹米也指出，游行时虽然没发生骚乱，但出现许多违反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针对斗争集会，警方将根据所获得的视频和照片，追踪涉及集会的47人。
根据《星洲日报》报道，警方在8月2日公布了47名集会者的头像，并援引1988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法令第21（A）条文、2021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疫区内措施）法令第9及第10条文，以及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第9（5）条文对他们进行调查。
警方还传召了11名集会者在8月2日录供，其中1人是人民团结互助秘书处发言人莫哈末阿斯拉萨菲。不过，拉萨菲强调，他们不会因为被警方传召而保持沉默，会继续表达希望国盟政府全体下台的诉求，而且当日出席集会者皆遵守了防疫标准作业程序，返家后也有自主隔离。
反观我国的人权组织，则是几乎一面倒的对“斗争集会”表示支持。大马人权委员会（SUHAKAM）发文告指出，约1千名抗议者已尽一切努力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且当日集会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事件，因此警方应该停止对抗议者的所有调查，因集会者行使的是联邦宪法第10（1）（b）条文所允许的基本集会权利。
大马学术运动（GERAK）也表达了对集会者的支持，斥责警方侵犯人民的集会与言论自由。
国际组织“第十九条款”（ARTICLE 19）也声援斗争集会的出席者，他们谴责警方对集会者的调查和搜捕。
集会和言论自由是基本权利，对于确保政府效率和问责制至关重要。这些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和维护，不能以疫情为借口阻止人们行使这些重要权利。
在确诊病例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是否有集会的必要？
读者叶家宏投稿至《当今大马》，以〈斗争集会，有意义吗？〉为题写道，虽然在这个期间出来集会可能会引发新的感染链，但关在家中，疫情也不见得会变好。
民间或许已经不再指望这个政府会帮助人民，从而自发地组织了‘白旗运动’。你说，这是不是正在迈向‘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之路呢？可笑的是，直到现在仍没有任何政府高官愿意为失责道歉。
时事评论员林猷荃在接受CITYPlus FM电台采访时则说，基于集会的人数不多，针对对该集会是否能够改变现况，是令人怀疑的，但是在目前疫情严峻的情况下，还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和被警方取缔的风险上街抗议，代表了民怨已经沸腾到一个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背后反对的力量可能造成一些改变，而不是来自集会本身。
由于参与此次集会者大多数为年轻人，因此林猷荃也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希望，称原本年轻一辈或许会因为处于目前的情况而对政治感到绝望，但这个由年轻人主导的集会，反而显露了一丝希望，随着投票年龄下降，相信未来也会有更多年轻人表达他们的意见与诉求。
他说，目前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屈指可数，如果这些年轻的抗议者未来成熟后，能够成为国家政治先进的一股力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应该带动更多年轻人，我们的国家才会有一个好的未来。
没错，向政府表达民怨的的年轻人，是一切好的开端，但是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代，就不知人民要表达多少次，政府才会觉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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