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教,不能只把“问题”都赖在“外部压力”。上一篇《五味杂陈》专栏谈到,华教若无法回应“现代性”和AI时代的新挑战,将失去其存在的精神力量。 而且,华教今日的危机,不只是外部,还在于其内部的变质与意识的涣散。
回溯华教的历史,从“文化民族主义”高涨的陈嘉庚时代的办学精神,到陈六使创办南洋大学时所形成的华社总动员,其办学核心不只是“保存母语文化”而已,更重要的是一种“至诚至公”的利他精神。那是一种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公共伦理。当年支持华教的,未必人人富裕,但大家相信教育乃族群与社会共同的未来,因此愿意倾其所能,发动“一人一元”捐款运动,共同办学。那个时代的华教,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不只是因为它受到打压,更因为它具有一种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理想。你要“造福人群”,才能真正体现“爱校”。 而这种精神,才是华教自主办学最核心的基础。

马来亚独立之后,华教也曾有过轰轰烈烈的运动。 无论是独中复兴,还是华社办学力量的延续,都说明了华教曾经拥有强大的内聚力和资源动员。 即便面对马来民族国家建构的教育政策的压力、单元语文政策至上,以及种种限制,华教依然能够撑过来。 可是,曾几何时,今天的华教,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
当华教成为政治资本
纵言“大马华教”离不开政治,但如今很多时候,它却变成被政客消费、利用和忽悠。 更严重的是,华教本身的领导文化,也逐渐出现了异化。 早期有魄力的华教领导层,多数具有强烈公共使命感,而今之华教领导阶层,很多仅局限于其个人事业经验的“从商”思维。 并不是要否定商界企业人士的贡献,而是说,当办学的核心已逐渐从教育理念转向硬件建设时,问题就开始出现了。 每次筹款就是为建大楼,今之华校就是大楼和高楼林立。 因为硬件是最容易被看见的:一栋栋大楼、一排排的人名,都能立即形成“功绩”与“名声”。 然而,教育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建筑,而是精神。

今天的华教,最大的问题,或许不是缺乏资源,而是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守住什么。 所谓“自主办学”,到底是什么样的“自主”? 你要抓住的是原本那个不忘初心的至公至诚的利他主义精神传承,还是仅凭着自己中小企业商人的经营经验来管理教育,甚至将华教当成某种能扬名立万的平台?
此外,当AI时代、全球化与后现代社会的新问题不断出现时,若华教仍停留在过去的办学思维,自然难以真正回应。 更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时候,所谓华教的“自主”,剩下的或许只是“华教传统”里的专制、独断与封闭文化。
华教的凝聚力去哪了?
事实上,华教的外在压力从来没有消失过,最恶劣的外在压力也不是现在。 不论是殖民时代,还是独立之后,过去有多少华校校长、教师被驱逐、学生被扣留,甚至一些华校被关闭了。 那些年代的外在压力,绝不比今天小。 可是华教前辈们都撑过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些年代的华教,内部保有一种共同的信念与凝聚力。 当年的华教,不只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温床,也曾是反帝、反殖的重要基地。 它之所以能够存在,不只是因为“是华人就需要读华文”,而是因为它亦承载着一种公共理想与历史责任。

反观今天,许多人一谈华教问题,就立马归咎于马来右翼。 但问题是:右翼从来都存在。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今天右翼的声音会变得如此强势和嚣张? 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恰恰在于所谓进步力量本身,也逐渐失去了回应社会问题的能力。 这不只是马来西亚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许多左翼或自由派论述,意识形态虽强(甚至僵化),但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却相对薄弱,甚至逐渐离地,与社会脱节。 当沉默的大多数看不到真正有效的方案时,自然容易被右翼情绪牵着走。
制度改革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更令人担忧的是,华教今天不只是外部面对压力,内部其实也逐渐失去了回应时代问题的能力。 例如近年一些独中爆发的性骚扰事件,其实便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警讯。 问题并不只是“有没有发生”这类事件,而是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华教体系究竟如何回应?社会真正关注的是:是否建立完善的性平机制? 是否能从制度与教育层面作出真正改革? 年轻一代会质疑:华教口口声声谈教育理想,可是当真正具体而迫切的教育问题出现时,为何又缺乏改革的勇气?
这已经不只是“华教路线”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教育”问题。 若华教无法回应性别平权、校园安全、AI时代的教育伦理、公民社会价值与新的世代需求,那么它即将逐渐失去的,恐怕不只是声望,而是民心。如果华教办学者的思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而无法回应二十一世纪的新问题:如果华教只剩下硬件建设与口号动员,而逐渐失去了更珍贵的公共理想与教育反思能力,那么,“大马华教”真正的危机,也就不只是外在压力而已。
当年的林连玉,马来文与英文或许并不流利,但他具有强烈的公民社会意识。他不是把华教理解为封闭的族群堡垒,而是希望华教能积极参与国家建构。然而今天的华教领导形象,很多时候既无法有效回应主流社会的论述,也无法真正与时并进。当内外忧患同时存在,而内部又缺乏改革与自我反省能力时,华教是否会在未来数十年,逐渐走向解体?

读讲华教史,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重新理解:华教前辈如何在殖民与霸权压力下维持自主办学,如何在艰困环境中仍保有公共精神。进而,我们也不得不叩问:今天,我们的华教自主办学,究竟还剩下什么?我们是否还愿意守住那份“至诚至公”的利他精神?
华教真正的危机,从来不只是外部压力,还包括华教本身的意识涣散。当华教有宏伟校舍、董事会、办学口号,以及老师教书和“量上”的学生时,别忘了它还要有“灵魂”。
而这灵魂,绝不仅是还可以“讲华语”和“读华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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