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之后，“马来人大团结”的势头看来已经难以阻挡——这个分析当然是从非马来人的角度出发的。姑且不论巫统、伊斯兰党、土团党之间的合纵连横，也不管君主和政党之间的暗潮汹涌，马来西亚往后的政治局势发展，注定难以被人数越来越少的非马来人左右了吗？
也许是吧。虽然政治充满变数，但我们手中的一票，放在许多宏大的国家课题上，有时显得太过无力。选举总是充满情绪动员，选举结果能够反映的是最大公约数的社会共识；但它不是许愿盒，落实竞选宣言的过程必然坑坑洼洼，一定有人会失望。有些事会进步，也有些事看起来是倒退的。
绝望了吗？觉得保持政治冷漠算了？不如移民？因为已经没有自己可以使力的地方了？
和你分享我现阶段的想法吧——往后，我将把对政治议题的关注范围缩小，而主张并推进“恢复地方选举”的政党或政治人物，将会优先得到我的支持。
地方选举，选的是什么？
地方选举常常被称为“第三张选票”，是让特定地区的居民，投票选出负责管理当地市政、公共基础设施与民生事务的地方政府成员——也就是你的市议员、县议员、市长。
你所选出的人，会直接决定你的门牌税怎么花用、商业执照怎么更新和审查、你家垃圾有没有处理、道路的排水系统会不会让你家淹水。
当我们说政治的时候，一般只会谈到五年一次的选举投票。财政预算案、消费税、制度化教育拨款，当然是政治了。捐款给政党、出席政党的选举演讲、履行选民义务出门投票，也是政治。
除了这些，你有时还是会有一些疑问，你也会累积一些怨气——比如，为什么有些街区没有人行道、没有树荫？为什么一个交通灯坏了三个月才终于修好？为什么没有适合残障人士移动的无障碍设施？这个商圈的停车位足够使用吗？垃圾处理站为什么那么靠近我家？这块绿地为什么突然变成了一座商场？晚上这条街为什么那么暗？这个区域为什么总是在大雨后发生水灾？
这些也是政治的重要一环，而且直接影响你的社区日常生活。
但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作为公民，有权利去介入和督促这些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决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地方选举。因为我们不认识担负这些权责范围的市议员。
为什么我们不认识那些地方议员？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他们是州政府和州务大臣所政治委任的，通常分配给执政党的党员，或是亲执政党的民间人士。而吉隆坡市长则由联邦政府委任。
那就好玩了。
你要怎么监督一个你不认识的政治人物？你要怎么确定他们会认真做好工作？地方议员倘若不是民选的，他们对你没有承诺，他们也不怕你会用选票把他们换掉。
有时，在这些职位上的人只需要确保自己和可以分配官职的重要人物“关系良好”——这很容易变成政治酬庸。
然后，你只能继续找选区的国会议员和州议员，靠他们帮忙解决这些民生问题。于是，他们被迫承担了大量本来应该由地方政治承担的选区服务功能。
被隐形的政治操作
然后，你选择投票给某个国会议员和州议员，因为“他有服务选区”。
这里形成了一个问责被“稀释”的结构：居民对某条路的规划不满，现在确实是可以透过民选的州议员，来间接施压州政府，再由州政府去管地方议员；或是依靠某个很会乔关系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用他的人情去推动市政厅加快某个权责范围内的任务。
但你发现了吗？这个链条太长、太间接了，或是没有效率也没有保障？还制造了贪腐和舞弊的空间？
一般选民很难把日常的不满，追溯到某个具体的政治责任人。相比之下，如果地方议员是直选的，问责的链条就缩短成简单的一条。
州议会虽然有立法权，可以规范地方政府的运作，但地方执行层缺乏选举问责的机制。市政的实际执行裁量权，由政治委任的地方议员掌握（部分在地方政府官僚体系手上），他们不受选民直接问责，只对委任他们的州政府负责；而吉隆坡甚至不存在州议会这一层可以承接地方政府问责的层级。
恢复地方选举，正是要处理这个“委任执行”和“选举问责”之间的断层。
此时，你也想起那个笑话了吗：全国大选将近的时候，市政厅突然很勤快地派人到你家门口铺新的柏油路了——为什么？
因为长年以来，选民们已经很习惯把国会、州议会和市议会、市政厅的权责范围，全部混淆在一起，都一并算在某个他们“够得着”的政治人物身上，然后凭着某种模糊的印象，或是带着累积很久的怨气，用自己的选票“教训”，或是“报答”某个政党或某位政治候选人了。
也就是说，最贴近我们日常生活、最有可能检视具体治理绩效而不被族群和宗教议题绑架的那一层治理，恰好是马来西亚目前最没有选举问责机制的那一层。
中央层级的政策，好歹还有国会质询、媒体监督、选举周期的压力，可是市政层级的裁量和行政情况，既缺乏问责机制，又因为内容琐碎（路灯、垃圾、排水、地方规划）而很少进入“全国课题”的视野，也没有被大规模关注和讨论热度——因此，这一层政治操作最容易被隐形。
让地方重新回到政治之中
地方居民的利益，没有直接、制度化而且具有选举问责性的政治表达渠道。我们可以说话，但我们说话不一定有人听。我们往往只能透过非正式管道（关系、政党网络）来争取权益，这本身就造成并延续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你有关系，你的诉求就会被回应；你没有关系，你的权益就容易被牺牲。
选举，不但是问责工具，也是某种信息反馈机制。
既然是政治委任，那么城市治理的决策者组成，就难以反映实际居住人口的结构变化。现行的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强烈的诱因，来定期且系统性地了解民意和民生需求。那么，他们怎么去决定要如何发展一个地区？
天知道，可能看有什么大型发展商去推销某个城市发展计划吧。
我们参与政治活动，聆听州选的政治演讲，大家有没有卡住的感觉？明明该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某个人做州议员，最后大家都在讨论因为哪个政党很糟糕，所以选民在国会和州层级都应该要“投党不投人”——地方权益沦为了国会选举的陪衬。
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况把“政治”过度集中在联邦与州层级，以致居民把所有日常公共问题都政治化到国会和州选，而真正应该被政治问责的地方政府反而被“去政治化”了。
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的独立候选人，注定得不到多少选票，无可避免会输掉按柜金。为什么？一来大家觉得他没有实际施政经验，二来这样会分散他属意的政党的选票，三来大家担心没有政党撑腰的议员会孤掌难鸣，而没办法做好一个民意代表。
这种顾虑，又是长期以来没有地方选举（第三张选票）的一种后果。
再说，如果无党派的候选人始终无法出头，他们又有什么机会累积施政经验呢？地方政府的政治权责始终有限，是一个新人练手的好机会。
从政之路不一定是只能往更大的官位爬，也可以是以公仆的角色据守地方，安安稳稳地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并非每一个市议员都想进入内阁当部长，那么就让他们从最基层做起，学习政治工作，累积政治经验，踏实且勤恳地接受在地选民的选票检验。他们若有机会问鼎国会，将更容易成为不被政党意识形态绑架、被历史遗留问题困住的政治候选人。
如果你只想知道地方选举值得支持的理由，你可以读到这里就够了。要是你还想知道更多历史和近期的课题发展，可以继续往下看。
地方选举的漫长争议
马来西亚本来是有地方政府选举的。但自1965年因为“印马对抗”期间的紧急状态而被暂停，此后一直没有恢复；1976年的《地方政府法令》则进一步确认了地方政府由州政府委任。
这个议题，在我国是一个讨论多年且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课题。
民主行动党，是长期推动恢复地方选举的主要政党之一。2008年民联执政槟州之后，由行动党主导的槟州政府于2012年通过《2012年槟州地方政府选举法令》，试图自行在槟州重启地方选举——失败。
公正党，作为民联和希盟的核心政党，也曾多次将恢复地方选举这一政见纳入选举宣言，也在槟城和雪兰莪执政期间，和行动党共同推进地方政府改革，支持通过的宪法和法律途径挑战中央政府的禁令——失败。
社会主义党（PSM）作为左翼政党，长期主张“还政于民”、强化基层民主监督，强调地方选举是减少地方政府贪腐、确保民生诉求被聆听的必要机制——可惜他们没有什么政治力量。
马华公会和民政党？表态会随着在野和在朝的不同立场而随之转变，初步推测他们没有一致的政策路线。其中，马华在国阵执政时期时反对地方选举，但近年作为在野党时，常常以“敦促行动党兑现承诺”为由，呼吁重启地方选举。
而巫统，是反对恢复地方选举的。把地方治理和全国议题挂钩来打选战，对他们非常有利。
而马来保守派反对者的说法不外乎是，马来西亚主要城市（如吉隆坡、乔治市、新山等）的华裔和非马来人人口较为集中，若举行地方选举，城市市政将可能长期由非马来人主导，破坏族群权力平衡，忽视马来人权益，进而引发种族政治关系紧张。
第三张选票，仍在等待
2018年，马来西亚迎来历史性的首次政党轮替。当时希盟政府希望重新启动恢复地方选举的政策研究。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也宣布，政府计划在三年内评估并推行地方选举。
可当时的希盟政府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分歧。2018年12月，敦马哈迪公开明确表示反对。虽然如此，房政部则持续强调将会继续可行性研究并提呈内阁讨论。
这个进程很快就被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打断了。夺权成功的国盟政权声称：马来西亚社会尚未准备好面对如此剧烈的体制变革；选举的开销花费很大，预计将花费数亿令吉，加上族群敏感考量，于是决定放弃和停止重启地方选举的计划。
2022年底安华政权执政，现任房政部长倪可敏表示，重启地方选举需要考虑宪法限制和政治现实（包括执政合作伙伴巫统的反对），因此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专注于地方建设与民生服务，因此地方选举并非优先考量。
虽然全国层面的地方选举依然被冻结，但2023年底，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主席陈国伟曾提出，可以先从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开始，实施试点地方选举。然而，这个建议马上遭到巫统以及国盟（伊党和土团党）的强烈反对。
争议期间，现任团结政府2025年年底指派马来西亚伊斯兰大学（IIUM）研议吉隆坡试点选举课题，来回应国会和舆论的要求。学者团队的报告指出，重启地方选举在宪政和法律层面上面对极高的法律障碍。
一来，这将直接挑战元首和州王室的宪政协议，地方选举将改变雪州苏丹在历史协议中的委任结构，进而直接挑战雪州苏丹的宪政地位。
二来，吉隆坡作为首都，其基础设施（如道路、排水系统等）的建设预算来自全国纳税人，而非仅由隆市居民承担；其治理涉及联邦层级财政、行政与宪政安排，因此不能简单套用一般州属地方政府的地方选举模式。
以上种种，由于缺乏修宪与修法所需的国会多数票支持，以及法理冲突，吉隆坡作为试点的可能性已经处于冻结状态。
所以我们这些支持地方选举的选民，就此动弹不得了吗？
不，可以做的还有很多。
但这篇文章好像已经太长了，我下个月专栏再继续写吧。感谢你耐心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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