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随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课程即将开课，我也大量阅读了关于这个时期的书籍。再一次密集温习这些资料，同样的内容却给了我不同于以往的观点。仅以三则想法，与各位一起反思。
其一，为什么要学艺术史？
我们都是以自己的社会经验与视觉习惯去观看事物。
英国艺术史家迈克尔·巴克森德尔（Michael Baxandall）认为，每个人都会天生以自己的文化经验去处理自己的观看资讯，因此他提出了“时代之眼”（the period eye）的概念去考察艺术家与其作品在其最原来的社会背景、商业文化和宗教信仰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这也是我认为一般大众学艺术史最重要的，不是对每一件艺术品都能头头是道，不是成为一位艺术史专家。
学艺术史，是希望我们能养成弹性与开扩的视角，可以随时以不同观看、不同观察方式去看待身边事物。
也因为这个出发点，我在设计文艺复兴时期艺术这门课程时，试图从大家熟悉的、提供标准答案式的讲学，进化成一系列的质疑与提问。例如，艺术品是为了什么原因被制造出来的？是谁制造了它们？它们又是如何被制造的？以前的人是如何看待这些艺术品？而现代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种种问题，希望迫使我与同学们可以重新思考过去对于文艺复兴及其艺术品的定义与诠释，透过这样的练习打破思考上的框架，养成多角度观看事物的习性。
其二，越在地真的越国际？
你也深信“越在地越国际”吗？
当我们把这句话视为一个致富策略而朗朗上口的同时，是否落入一种全球化的迷思而不自知？我的意思是，我们对它生成的语境是否清楚？这是在什么空间或什么时间下的在地？国家在地、城市在地、还是小镇在地、小村庄在地？
我会这样问，是因为它如果是一种成功方程式，那它与原概念出口或进口地方，有没有一定的关系？它如果代表普遍有效的商业策略，是否只要在地就能成功？拥有在地，跟销售又有何直接关系？若销售需要在地，是否就可以改变或牺牲在地？以至于各地举办的活动都如出一辙？或都是沿用外国办过的在地套路？
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问，这个概念是否又只是近来一种商业策略的流行说辞？到底越在地越有特殊性是一种选择，还是一种不允许有任何逾越的信仰？
就像麟左马在《“越在地越国际”只是天真的误会，就像“跳街舞来政令宣导”一样尴尬》一文中所说的：“当我们太过执著于独特性的时候，就容易挖出最偏激的一面，离这个社会的现实很远。于是我们就需要动用到随在地性而来的代表话语权，用‘属于’自己的文化来否决外人对内容的质疑。”
这种单纯只是提出问题的反思，会不会也迎来针对思考的否决与质疑？
其三，是创还是生？
你也听过“文化创生”吧！？
但创生的价值在于经济，还是对文化的钟爱与坚持？经济如果是基础，多少才算够？是为了经济可以失去对文化的热爱，还是只要足以坚持下去即可？
同样的，文化创生还可以导出旅游与教育的反思；旅游教育的价值如何审核？口号喊了很多就是教育吗？导览就算教育吗？走几条街、访几间店就是策展？那个不断叙述的故事，在不断重复到连自己也相信是独一无二、再也没有其他可能性的时候，我们还能为地方想像出什么可能性？又，如果想像力是基础，美学在其中扮演著什么角色，又如何带进地方？
文化创生活动在欣欣向荣的背后，到底给地方带来的是破坏还是新生？尚还未见效果之际，是否需要不断去反思它是成功或破坏？最重要的是，这些所谓成功案例，在沾酱油式或蝗虫过境式消耗在地支援下，可复制性、学习性或开创性都显然没有教育意义与再现的可能，那它不断重复的意义与利益到底在哪？
我们甚至想问，在经历粗暴的疫情后，如今的居住与旅游，该如何“创”与“生”？
最后，借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乔万尼·皮科·德拉·米兰朵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的话做为端午前反思的小结：“一位哲学家花费了巨大的心血，坚持不懈地努力去研究神圣的祈祷、仪式、誓言以及唱给上帝的赞美诗，这既不荒谬可笑也不是无用的，更不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对于人类来说，这是有益并且适合的，那么这些尤其适合并有助于那些致力于研究学问并过著沉思生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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