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廖桑”的台湾电影圈殿堂级剪接师廖庆松被视为多位台湾电影新浪潮导演如侯孝贤、杨德昌与万仁等电影的最后一个经手人，因此也被业界称为“台湾新电影保姆”。他日前受邀在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的电影论坛《电影的守门人：剪接心法与经验谈》担任分享嘉宾，主持为马来西亚制片张炜珍。廖庆松谈剪接，谈的不是技术，而是发掘电影角色的呼吸，如他所言：“即使是空镜，也是有情感、有生命、有调度、有内容的；把坏的拿掉，把好的极度放大，最后能成型的都是好事，剪接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今年6月3日，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论坛讲座厅聚集了大马电影圈幕前幕后各岗位工作者及相关科系学生，因此主持人张炜珍率先问台湾资深电影剪接师廖庆松：当剪接师需具备哪些特质？对廖桑而言，任何特质的人都适合当剪接师，而当中最关键的是：愿意很执着一件事，愿意为片子尽心尽力；与其说是特质，更倾向于一种工作态度。
大多数电影或影视科系学生的就业选项，要么是导演、要么是编剧，从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成为剪接师的大概没几个。虽然廖桑偶尔也当制片，但那也是后来的事，而剪接师却是从一而终决定的位置。
事缘儿时的他喜欢看商业电影，友人的父亲是住家附近戏院的放映师。廖桑每天跟着这位友人给父亲送餐，当友人两父子在后边用餐，他就坐在放映室，从那个位置望向大荧幕，就像是剪接师的视角。
“我喜欢剪接，喜欢它产生的戏剧效果和节奏感，年轻时候的纯粹喜欢就很简单，没有说我喜欢历史电影，那不太可能，我还那么小怎么会喜欢历史电影。”
“变色龙”剪接师的自我培养：保持好奇，多读多写多看多谈多记录
1960年代，廖桑面对属“战后婴儿潮”那一批留洋的导演，在社会观点与态度上存在极大差异。
“他们刚从最自由的美国回台湾，常常看什么都不顺眼，但土生土长的我觉得一切都很美好，是他们太尖锐。但我要跟他们一起工作，所以我学着体会他们的一颦一笑一言。”
他打趣说道：“他们从我剪第一格到最后一格都在我旁边，比爱人靠得还近。”
“剪完片子，他们从前门出去，我就从后门出去。碰到这个导演刺激了我什么想象，或者他们让我感觉自己缺少哪个部分，我就跑去买书。”
完成每部片子的空档期，廖桑每天阅读，然后等到接下另一名导演的片子，又再买书，如此求知若渴的习惯维持长达10至15年，直到他认为自己足够了解合作的导演，得以跟随不同的导演风格“变色”。
“我就慢慢变色，变成了跟他们一样的颜色，慢慢可以跟他们对话。这当中没有什么道理，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浪漫型导演找一个现实主义的剪接师，所以要努力培养自己，我觉得自己缺少了什么，就赶快去准备，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廖桑在剪接《悲情城市》以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为依归，并将杜甫、李白等诗词中的倒装结构运用至剪接上，还常开玩笑说：“我的老师是杜甫和李白！”
“如果我不读唐诗，还真找不出方法怎么解决《悲情城市》的剪接。我喜欢诗的境界，诗一句一句的就像画面，当你能把诗看成画面的时候，基本上就有资格当剪接师了。”
根据廖桑的说法，《悲情城市》剧本策划逾200场，侯孝贤只拍了100场，剪接时没戏可接，他想了老半天突然想起这一个个镜头画面就像是杜甫的七言律诗，决定使用诗句倒装结构变成情感语句，又可达到省略啰嗦过程的效果。
“实际上那时候我私底下有在讲：我可以让人看不懂，但不能让人不尊敬。”
剪接是为“作品”服务，而不是为“剪接”服务
很多人在观看《悲情城市》这部片后表示看不懂，廖桑认为电影本身自带张力、情感和美的境界，如果不处于某个状态，是无法看透也无法追寻的。即使是“身经百战”的廖桑，至今也会有看不懂的电影。但对他而言，这是必然的，但要有勇气在所有人面前承认自己看不懂，才得以解除内心的抵抗。
“看电影是很辛苦的，拍电影也很辛苦，所以不必急着否决别人。我们文青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是不要因为那个‘有所不为’跟别人杠起来，不必要嘛。”
“把坏的拿掉，把好的极度放大，最后能成型的都是好事，剪接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不要计较拍坏了哪些，看看拍好了什么，自己手上拥有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廖桑跟侯孝贤密切合作40余年，被询及如何在剪接师想法与导演要求之间取得平衡，他精辟说道：“当导演要客观，你最后要面对的是作品”。
“我从来不跟导演吵架，绝对不，完全没必要。现在是数位年代，以前我们那个拷贝的年代才痛苦，任何人给一个意见，我就要忙一天。可现在不一样啊，数位时代的你们有意见分歧都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再找客观的第三者凭直觉说。”
他语重心长地表示，那是基于彼此对作品的共同爱好之交流，就得以一种更客观的方式交流，片子的成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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