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首相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涉及的健康思维基金会（Yayasan Akalbudi）案件，自高庭裁定表面罪案成立、继而“释放但不等于无罪”（DNAA），直至总检察署近日宣布列为“无进一步行动”（NFA），案件走向数度急转，持续在社会掀起巨大争议。外界普遍质疑，司法程序的反复变化，是否再次印证“权力与地位”正在影响法律的公平执行——难道身为副首相，就真的享有与众不同的待遇？
从表罪成立到NFA
健康思维基金案可追溯至2019年开审。阿末扎希被控涉及基金会资金的47项控罪，包括12项刑事失信罪、27项洗黑钱罪及8项贪污罪。控方在历时约4年的审讯中，传召多名证人完成举证。
2023年9月4日，吉隆坡高庭裁定控方已成功建立表面罪案（prima facie），依法要求阿末扎希出庭自辩。然而，就在案件进入关键阶段之际，总检察署却针对全部控状申请“释放但不等于无罪”（DNAA），并获高庭批准。这项决定当时已引起社会强烈反弹。
随后，大马反贪污委员会根据阿末扎希向总检察署提交的6项陈述，展开进一步调查，涵盖资金来源、取得方式及用途等。
总检察署于本月8日发表文告宣布，经全面调查与检控评估后，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继续提控，因此决定将案件列为“无进一步行动”（NFA），并形容此举意味着案件“最终结案”，符合联邦宪法赋予总检察长的酌情权。
扎希：真相水落石出
在总检察署宣布NFA后，阿末扎希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写下“时间最终解答一切，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他并透过首席辩护律师证实，将入禀法庭，寻求把原本的DNAA改判为“无罪释放”（DNA）。
巫统方面也迅速表态。巫青团长拿督阿克玛形容，总检察署的决定证明针对阿末扎希的指控“具有政治动机”，并指蒙受冤屈者的祈祷终将获得回应。
行动党秘书长兼交通部长陆兆福强调，总检察署的决定完全独立作出，事前并未向内阁汇报，内阁也无权干预。他表示，检控机关不需要就每一项决定向内阁交代，否认有关决定与团结政府政治局势稳定与否有关。
质疑声浪：为何推翻表罪裁定？
然而，反对与质疑的声音同样铺天盖地。民主行动党全国法律局主任蓝卡巴星指出，这并非一宗“没有任何司法裁定”的案件，高庭早在2023年已明确裁定表面罪案成立，总检察署却未清楚说明，为何如今认为这些裁定已不再具分量。
他强调，总检察署仅以概括性理由指“证据不足”，内容空泛，难以令人信服，恐进一步侵蚀公众对检控机关公信力的信任。
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及净选盟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所谓“表面罪案”意味着控方已在法庭上证明犯罪构成要件，理应由辩方反驳，而非由控方自行推翻既有证据。他们质疑，总检察署未交代所谓“新事项”，究竟如何足以否定此前已成立的控方案情。
大马反贪会前主席拉蒂法更是直言，此案是对人民公平与正义感的“公然冒犯”。她质问：“如果扎希不是副首相，如果他不是首相的重要政治盟友，他还会获得如此特殊的对待吗？”
她指出，普通公务员因盗取数百令吉即可能面对严厉惩处，对比之下，涉及数百万令吉的高层政治人物却获NFA，严重动摇人民对刑事司法制度的信心。
阿末扎希案再次将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解决的问题推向台前——总检察长身兼政府首席法律顾问与检控官的制度设计，是否已不合时宜？
多个民间团体指出，联邦宪法第145（3）条文赋予总检察长几乎不受限制的检控裁量权，是争议性决定频频出现的制度根源。昌明政府早前已承诺推动总检察长与检控官职权分离，以降低政治干预风险，但相关改革至今仍停留在承诺阶段。
从表罪成立、DNAA到NFA，健康思维基金案的曲折发展，已不只是阿末扎希个人的司法问题，而是对整个刑事司法体系公信力的重大考验。社会关注的，早已不只是案件本身，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政治权力与检控裁量高度集中，司法是否还能让人民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