揣着一本2025年出版的《谢爱萍口述自传》抵达排屋门口，还在想着贸然推门是否唐突，浑然不知受访者就背对大门坐在躺椅上。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让我进门，像一则故事有力地招呼我走入其中。 吉兰丹乡村出身，靠穆斯林企业家资助到马来亚大学求学；马大时期参与学生运动被拘留；远赴美国学术访问，也在马大担任正式讲师，几乎所有马大中文系的教授，都曾经是她的学生；后来卷入白沙罗华小搬迁事件，也以最坦荡的态度面对公众。 只要头脑清醒、有理有据，面对命运就无须低头。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风骨跨越世代来看仍然坚定，生活中与学生和亲人相处的她，也懂得在各种处境中保有自我。如今谈起疾病，她依旧平静，像谈论人生里另一道需要慢慢解开的题目。
饭桌、沙发、挂扇、字画，屋檐下充满生活气息；走进这里，似乎就走进了谢爱萍的大半场人生。采访期间，女儿、女婿、外孙从她背后的大门进进出出，我也短暂走进她一个下午的生活。这是谢爱萍化疗期间回家的日子，而访问网与她聊起她的学术旅程，那段经历仍是透着光的。
年过半百，谈起生命之初，记忆尚未磨损。小学读书时家境贫穷，买不起课本，和高年级的孩子讨要旧课本；旧课本跟不上新版课本的地方，就跟同班同学对照，在白纸上一点点把内容抄起来。考上第一名，老师给的奖品就是下学期的作业簿、字典和文具。
那个时代买东西，大多是用报纸包裹起来的，谢爱萍会留下报纸一字一字地阅读。有次看到一张照片，青涩的年轻人戴着四方帽，乡亲特别刊登启事祝贺他大学毕业。
“我转头看看老师送给我的奖品，有一本日记簿。我在日记簿上画了一个小方格，画我戴着四方帽的样子，写上自己的名字。”她说。
马大学运记忆
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是国际学生运动的高峰期，马来亚大学作为全马第一学府，也处处渲染学运氛围。到马大报到那一天，谢爱萍像其他新生一样，收到学生会送的礼物——一份印着愤怒的拳头的轻薄文件夹，拳头被手铐铐住，铁链却断裂在旁。
“你想想，我是从吉兰丹来到这边的年轻人，家里贫穷，对未来的想象就是认真读书。当我看到这东西，震撼是很大的。”拳头不仅印在文件夹上，也烙在她脑中。谢爱萍的马大校园生活就在如此深刻的烙印中展开。
谢爱萍每天搭第一班校车到图书馆，一开门就开始读书；从图书馆走到文学院上课的路上，有个比桌面大一些的台子，人人都可以站在上面讲话、派发传单。这种形式源自英国公园角落的“speaker corner”。
“我当然好奇（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说话的声音让人印象深刻。听得多了，就会发现他们讲的都是贪污、农民遭压迫等民生课题。当时正值橡胶等原产品价格下跌，吉打农民收入低微，只能到森林挖根茎类植物果腹，有人因为误食未煮熟的植物身亡。”
她渐渐开始帮忙同学用蜡纸抄写传单，也加入示威队伍——男同学坐火车南上吉打、北下柔佛是常事，女同学则驻守校园周围，在联邦大道、国家会教堂等公共场所为公义发声。
“有时候在联邦大道示威，红头兵（镇暴队）来了，就向我们发射催泪弹。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应付他们。”
好运的话，爬上连接大道与马大的山头，就能仓皇回到校园内。现今的孟沙南城（Bangsar South）本是非法木屋区，有时来不及逃跑，那里的马来人会开门喊“mari mari！”，主动提供支援。谢爱萍回忆：“我们像在和侦报队玩捉迷藏，他们离开，我们又会回到示威地点。”
最严重那次，一群学生以为镇暴队不会违法进入宗教场所，冲入国家回教堂。催泪弹打进回教堂，打中马来男同学腰部，一群人只能互相搀扶，被警察逮个正着。这是谢爱萍人生中第一次睡洋灰地、吃拘留所带着沙石的咖喱饭，还被押到法庭。
这件事登上报纸，传到教地理和英语、帮助她找到学费资助的中学老师耳中。对方在一千四百多个名字中仔细搜索，果不其然看见她的全名，拨电话来破口大骂。“他说，要好好读书。家里的情况需要你毕业之后出来赚钱帮助，你竟然去参加这种活动？”
“我说ok sorry，以后再也不参加。但这是阳奉阴违。”她的笑容带着几分骄傲。
谢爱萍感慨，彼时马大校园风气开放，种族之间也融合得很好。课室里头，三大民族很自然地坐一起，她的学业也由穆斯林企业家资助。每个月用以支付学费的支票寄到汇丰银行，马来同学自告奋勇载她去取；有时候回程独自一人，从巴士站下车还须走一段路，也可以随时跳上陌生马来同学的摩托后座。
硕士论文与恩师傅吾康
谢爱萍的学业生涯离不开政治，很大的原因是求学时段处于大时代背景之下。
1969年，五一三事件爆发；1970年，新经济政策出台。这两年，谢爱萍中文系本科毕业，正值硕士论文开题时期；彼时遇到的老师给她出了一个文学课题，研究一个文人是怎么死的。可她更想研究活生生的社会，不停在关注新经济政策研讨会、华商对华社的影响。
谢爱萍花一年时间在马大念了教育，拿到文凭后辗转回到中文系。这次，她诚实地表明要研究新经济政策对华社、华人、华商之影响，却找不到指导老师。“没有人要指导。他们觉得这题目很敏感，带着对政治的疑问，没人敢接受。”
有个老师给她出主意：德国汉学家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就快来马大任教了，他肯定会答应做你的指导老师。
半年后，傅吾康听说她的处境，爽快地答应指导。傅吾康会与学生吃饭、聊论文选题，带学生到马来半岛的坟场做碑文拓印；让谢爱萍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教授在马大任教时居住的职员宿舍。高大树木包围英殖民时期造的房屋，通风凉爽，家里还有大书柜。因为这段日子的影响，当她有能力买书，也把自己的家整修成每一面墙都是书。
做学术，最重要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当时引用新加坡学者的研究，注脚便直接写上学者的名字，但傅吾康提醒：“注脚要尽量用第一手资料。如果有第一手资料，就不应该只用第二手。”
除了资料来源，傅吾康对论文分析的态度也让她印象深刻。导师通常不会轻易改动她的分析，但如果论证过于主观、缺乏依据，就会明确指出。而这篇硕士论文被“订正”最多的部分，也获得校外考官、历史学家王赓武教授赞扬。
做学问，也在学做人
求学不是为了名利，谢爱萍因为全心全意的喜欢，一辈子都在读书和发问。而治学这回事，在外部因素影响下从不简单。“如果想让父母过好的生活，或者还有弟弟妹妹要帮助，那么治学必定是不容易的，因为太容易分心。如果看到某某文学家或作家很有名，想着将来自己也要这样，那么心又分了。”
“有的人会说，写论文、做文章很辛苦，但如果立志治学，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出发点越单纯越好，只要对做学问感兴趣就好。要有解决问题的信念。
做学问也是在学习做人。田野调查，需要不急不躁，先展示自身最大的真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需要时间和耐性养出来的。
“做田野并不都是顺利的。即使对方对你有基本信任，也可能因为各种理由不愿意敞开，你就没办法跟他谈。”而一些值得了解的课题，往往藏匿在不愿受访的人之中。谢爱萍的坚持总能打动一些人——她注意到受访者每个星期固定时间会跑步，即使向来不运动，也跟着他们在火车轨道旁一起跑。经过一段时间接触，对方也开始接受她，敞开心扉交谈。
拿出录音笔或笔记本，就容易看见访问对象筑起心防，因此她也逐渐舍弃了工具，依靠记忆和感受汲取资料。结束访问后的晚上，总能看见她快速处理完家务，待孩子入睡后挑灯做笔记。“我要趁着还没忘光时赶快写，越写，记忆就会越跟上来。”
人类学方法论中，研究一个课题，需要一年365天不间断地访问；自知要生活、讲课，做不到这一点，就每逢假日都持续跟踪与采访，慢慢累积成365个天数。
学术视野与女性议题
谢爱萍数次赴美国密西根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对她的学术视野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改变了她后来在马来亚大学的教学与学术活动方式。
在密西根大学校园里，几乎每天中午都会有不同学院或研究单位举办讲座，称为“brown bag seminar”。参与者带着简单的午餐，边用餐边听讲座；讲座主题广泛，从拉丁美洲到苏联研究，都可以成为讨论对象。后来，她也站上讲台，甚至在硕士班和博士班讲马来西亚公共卫生政策。
“虽然那时候丈夫和孩子有跟着到美国，但孩子有上学，丈夫就去找自己的活动。所以我变得相对自由，每一个午餐我都可以听到不同的课题，了解了不同国家、地区的一些问题，大开眼界。”
在美国期间，她也从学者的观察方式中获得新的研究启发。一名教授曾询问她的家庭每天消耗多少米粮，以此判断生活水平的变化。从日常生活细节切入，也能观察社会变迁。
回到马来亚大学后，谢爱萍将美国的“brown bag seminar”模式引入中文系——每周三午餐时间举办学术讲座，鼓励师生带着午餐前来聆听与讨论。“当时有请到国外著名学者、本地作家，以及一些能够讲课的商人，每个星期都有人讲趣味课题。每一周讲座都是满座的。”
谢爱萍早年在华社妇女组织中参与活动，也曾协助策划生活营和讲座。大约在1990年代，马来亚大学开始筹设女性与性别研究相关课程。虽然并未专门研究女性议题，但她受邀从华人社会的角度分享历史与文化经验。
教学期间，也曾有女学生向她反映前辈学者的不当行为。“我跟华团领导反映，希望你们处理这个人，如果你们不处理，我会负责处理。”
“后来事情得到解决，可是我也接到一些人的电话，恐吓、质问我怎么可以对前辈这样子。我反驳，你应该说的是——前辈怎么可以对年轻女性动手动脚？”
敢怒，更敢言
要谈到谢爱萍的敢怒敢言，很难绕开2001年的白沙罗华小搬迁事件。白沙罗华小学生人数剧增，官方本已白纸黑字将一所闲置的马来小学转让给白小，却在隔天的报纸上高调将该校区转让给另一所华文小学。风口浪尖上，她以“狸猫换太子”为题写文章，交代事件其中细节，发给每一家报社。
“如果没有前例可循，以后所有闲置的马来学校都有机会转让给华小。可是前例一旦出现，涉及的教育部官员肯定受罚，马来社会也会愤怒，形成反作用。”
文章出街后，果不其然被一封解释通知书（show cause letter）召回马大，要求向校长做出解释。校长理解来龙去脉后，当即向她展示桌上一大叠厚重的信件。“他告诉我说：放心，你不会有事，你在做的事情是学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些是世界各地大学学者寄来的信件，全都在抗议我们给你发解释通知书。”
对于政治与社会相关事件，谢爱萍从来都把自己置于最坦荡的位置。她指出，自己在马大任教期间，经常就相关议题发表文章或接受访问。“《星洲日报》的记者很会询问政治课题，每次采访，我都会诚实地说出我的讲法，让他们写出来。当时，连远在老家的弟弟都很害怕，常常告诉妈妈：感觉姐姐不久后就要被抓去关了。”
谢爱萍经常通过专栏与公开演讲表达观点。当年在《南洋商报》撰写专栏，引用“瓜田李下”典故，质疑马哈迪儿子从商本质上拥有权力优势。因敢于公开表达观点，她也经常受邀到不同团体演讲；不仅行动党、马华妇女组邀请她分享，就连伊斯兰党也邀请她到场演讲。
1990年代，国会曾讨论大学课程设置，建议开设“马来人如何经商”、“华人企业文化”、“时事政治”等课程。人文学院人心惶惶，一方面教师缺乏相关研究基础，另一方面涉及政治议题。谢爱萍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在马大开设了“华商企业文化”这门课程，以自身对相关知识的累积程度，她形容是“湿湿碎”（广东话，意指“简单”）。“我那时候都订阅多份相关杂志和报纸，每天早晨起床就读。”
早期学术论文的训练，让她头脑清醒的同时怀揣一盏明亮的信念。
“我一直都在有理有据地说话，没根据的我绝不会讲。所以，要是我被抓，我肯定会被社会塑造成一个英雄人物，如果他们（官方单位）聪明，就不会抓我的。我也告诉我的学生，你不可能脱离政治，人永远和政治息息相关。”
“如果学生遇到困难，也要帮助他们发声。我们是教育工作者，读中文系，对孔子的的理念还不清楚吗？宰相肚里能撑船，不能够对学生的苦难采取严厉和不公正的说法。”
据理力争时无须流泪，要别人听你说话，就要平静地把自己的论述表达清楚。而如何做到这件事情，她的说法铿锵中也带着诗意：
如果不能平和地说话，在脑里想像一片蓝色的海，就可以做到了。
悲欣之间是人的一生
《谢爱萍口述自传》厚达405页，由昔日学生黄美冰编撰，沉甸甸地记载了谢爱萍的大半生。她说想把一些年轻人喜欢听的故事记录下来。而书中的最后一个章节写，“我还是不敢说我是不是真的能够面对生死。”
二度患癌之后，治疗的日子并不总是平稳。采访前几天，她在医院接受化疗，情绪起伏之际也向医生坦诚自己的感受。随后，病房安排到护士站附近，多了一份不言而喻的照看。
“我还不舍得死。我知道死是必须面对的，所以我自己还在学习，也不可能（向他人）提出任何建议。”
她说，最近看到弘一法师圆寂前一天写下的“悲欣交集”。人总有一天走到生命终章，肯定会为逝去的物事悲伤；却也欣喜，终于不用受苦了。
人的悲欣有所不同，可对生命的体会，大抵殊途同归。而回到生活的腹地，回到这座屋檐底下，话语点滴汇聚起一片平静的海，包覆所有动荡。采访结束后，我走出户外，门外下了一个午后的大雨，但这场雨，并没有淋湿谢爱萍说的过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