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没有和爸爸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你是不知道要怎样当一个女儿的”，李慈恩说。拍摄，在那个拿起相机又放下相机的过程里，爸爸终于从一张照片，活成了一个有别扭，有气味，有形体的人。 《跳飞机》是由李慈恩执导的纪录短片，曾荣获2022年新北市学生影像新星奖最佳纪录片奖，并入围2023年金穗奖学生纪录片奖。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她在19岁赴台深造，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创作长期聚焦于移民群体及身份认同等议题。 拍摄永远关乎距离。走多远，靠多近？这不也是亲情的不二命题？
用摄影机回应世界
成长期间缺席的父亲，常年在澳洲“跳飞机”赚钱养家。儿歌〈客人来〉唱的“爸爸不在家”，在李慈恩的家里形成双向的愧疚——明明其他父母带小孩都是肩并肩，“可我感觉把父母亲的人生踩在底下”。父亲则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好爸爸，就算他牺牲了一段时间，但完全没有陪伴孩子。
（编按：“跳飞机”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非常著名的俚语，用来形容没有获得工作签证，而滞留外国非法工作的行为。）
这些愧疚是可说的吗？说不出的就用来拍吧。摄影机之于李慈恩，随即变成了回应很多事情的方式。
时间在光影中行进，像一队步兵，它们踩踏过的草堆就会变得扁平。
纪录片记录了时间，“时间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事情，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花一个时间去拍摄他，你就会发现他的改变。”李慈恩说。
而摄影机记录了脑袋无法全然装载的那些碎片。“当你做了纪录的行为，有些事情就可以溯源了，让我知道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是它不纯粹只是一个巧合。”
而当中含括了许多选择。拍摄的这几年里，李慈恩显然越来越能够去尊重他人的选择。从前，她会轻易想咎其对错。好比跳飞机，刻板印象会认为是被迫的，尤其在大时代底下霹雳锡矿业落幕以后，工作机会匮乏，年轻人也想去到更远。
我觉得它不只是被推着走的，一个单向的动态；那是互相的，他们也是有选择权。当我看到他们有选择权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异国的生存境况，虽然在灰色地带里生存，却依然有旺盛的生命力。
拍摄纪录片，让李慈恩有了一双能看见对错以外的眼睛。
滞后的可能——反复磨练观点
原先，她便是一个喜欢去看别人在做什么的人。摄影机的存在，似乎给了她一个名正言顺的位置，也就是说当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我可以不再是个纯粹的陌生人跟观察者，我也可以是去提问的，把我的提问转化成自己的观点，并且让对方看到。”
也许，她不是想事情特别狡捷的人。那些当下就要作出的回应，会不会总太苛刻了些？对于观点，她是不愿轻率的，因而才渴求多一些时间。
摄影机把时刻留存下来，“以至于让你之后可以反复地去磨练，当时候这个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表达什么？有没有更深层的意思？”每一次回看，她都在把观点反复磨尖，并思考要如何给出回应。
某种意义上，摄影机容许了滞后的可能。《跳飞机》虽然拍的是父亲的故事，却没有直接拍父亲，而是从朋友的访谈切入。几年时间过去，《跳飞机》若是要有个延伸，她又会怎么处理？直到我们访问前夕，其实她才从澳洲回来。这一次，她真真切切地找回了滞后的父亲。
不再扮演“没有觉得怎样”的人
家人的关系很奇怪，不像朋友因为共同的兴趣和话题，而产生双向的情感。和父亲的关系反而是，你生下来就是他的女儿，于是你需要去面对他。
面对一个久违的父亲，异地他乡，“见到他的那一瞬间，你不知道要用怎样的态度和角色。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朋友，是那种为了避免沉默尴尬的朋友。”
尴尬的时候当然要说话，“不断找话题，‘啊你平常吃什么的？’，一直social，所以前两天很累。”那种时刻，一个人无法真正静下来，并且听到任何关于父亲的声音。“因为害怕跟他相处的这段时间，他会觉得尴尬，我也会觉得尴尬。”
父女俩一起在澳洲跨年。女儿希望父亲可以回国，至少有个照应；但两人生疏坎在心头，有些话是无法轻易脱口。
而突破点就是大吵一架。“我爸是一个很喜欢正能量语录的人，我那时不理解他的洒脱，觉得只是想盖掉不安，那天我就对他生气。”两父女的第一次吵架也很“戏剧性”，她这样形容。
在搭电车回家的路上，窗外满布新年烟火，全车欢歌酒气，而她抱着摄影机望着窗外流眼泪。
流眼泪的那个时刻我很伤心，但同时又觉得好开心哦，这是我第一次和爸爸吵架，我们的关系不一样了。
发自内心的舒坦，是因为她终于不用去扮演一个“好像没有觉得怎样”的人。
这些，会不会是她所描述的——“放下相机的时刻”？
距离是共识，而非绝对尺度
虽然她不是一个很常在现场拿着摄影机的人，但她有强烈的“想要收集素材的欲望”，而那种纯粹的欲望是——未来会不会派上用场也没关系。
但拍摄的距离会站多远抑或多近？“会是取决于我在放下摄影机的那些时刻，跟他们相处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距离这件事情是要尊重其他人。”
纪录片的拍与被拍，实则是一段长远的关系。“他们不只是我的课题，他们就是人啊，他们愿意分享多少一定是因为他们信任你多少。所以今天拍摄纪录片，我觉得不是那么独裁，不是你想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反而是放下摄影机的时间，你会怎么样和他们相处。”
距离，是一种双方的默契与共识。而失去共识的距离，也只是冷漠的边界。它可以游移，可以变幻——不是绝对的尺度，“也不是我可以决定的，而是我们的关系决定的”。
人不能作为一种工具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回忆与经历的累积。如果只是靠想象——“因为他是油漆工嘛，容易会觉得他很可怜，工作很累。真正看到了之后，发现原来他面对的是这些人，工作的时候其实他是开心的，澳洲的生活对他来说很自由。他也很享受这个工作的过程，所以我现在才了解，他真的喜欢油漆这件事。”
正是这一次他去到了父亲独身生活与工作的场所，情绪从想象落到实处。就像她与父亲的第一次争吵，第一次唱歌唱到哭，这种种切身的经验，都让她可以生动地描述起父亲这个人物。
成长在蓝领家庭，总是夹缩在愧疚与牺牲之间。对父亲编织而就的复杂情感，也间接成了父女之间的屏障。拍摄这件事，又会不会是打破屏障的一次契机？二十出头的父亲如今年逾六十，总在跳飞机的过程当中。拉远来看，她拍的是跳飞机这个人的成长史，以至于生命史的这么一回事。
而人怎么去应对这个状况？之于她就是“议题”的核心。“我们总要有一个触发点去激发兴趣，你可以是因为议题去想要接近或了解某一件事情，但人不能作为一种工具。”
人有没有变成一种手段，是看得出来的。
而正是因为她看到了议题，因这些人的遭遇产生了情绪， 在不公平面前想要对抗——于她，这个对抗，很自然的就会是拍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