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上电召车，司机滔滔不绝发表政治见解，我漫不经心地适时给一点反应，突然左前方一辆丰田轿车在没打信号灯的情况下杀出来，电召司机紧急刹车，随口抱怨了两句后，就踩油门追上前方的丰田轿车，再隔着副驾驶座玻璃窗望向丰田内的司机，得意洋洋地说：“我就知道是女人开车！”
我没有回应，电召车司机以为我不高兴，马上说不好意思，然后我也表明自己不介意，因为本身不是一个拥车人，更遑论做一名女司机。电召司机知道不会得罪我后就侃侃而谈，说自己在马路上遇过海量不靠谱的女性马路杀手。他一字一句让我回想起自己中学时听到男长辈批评女司机时，也会不服气地心想：等我学会开车，一定要给女驾驶人士们争口气。然而后来我发现事与愿违，我才是最能给女司机群体抹黑的那个人。
其他人问起，为什么作为一个正常的都市人没拥车，我都会说自己讨厌被责任捆绑，不喜欢照顾一样大型的折旧资产，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不开车的最大因素，就要说起自己一辈子有限的几次驾驶经验，全都是黑历史。
确实，我开车上路的经验屈指可数，但是回顾每次开车，尽是可耻之事。
不开车时，我也算是个四肢健全、智商正常的青年女性。情绪稳定、戴上眼镜视力正常，无论是肢体反应速度，还是大脑抗压能力，都能列入正常人类范畴。但是，只要一摸上方向盘，我的智商、视力、反应能力、身体协调能力都会出现断崖式下降，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马路杀手。
虽然自己的驾驶技术超差，但我也曾经是驾照一次过关的优秀考生，事实证明自己只是填鸭式驾驶教育下的糟糕驾驶人。
我满17周岁后就考到了驾照，当时我自认是驾驶考场的优等生，在新村的小路开车应该不会是大问题，但似乎父母两个人都不想承担起风险与责任。一直没让我碰他们的车。直到某次他们出远门旅行，留我一个人看家，离开前还千吩咐万叮嘱要我不要碰他们的车。但某个晚上想着出门打包宵夜，还真的胆生毛拿着妈妈的车钥匙就出门。
看起来很顺利。一开始。
在车厢充满宵夜味，距离我家最后一个路口时，我在一个再简单又普通不过的一个转弯，车子的右边车头灯，迎面刮上了对方的右边车头灯。接下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对方车主开口就质问“你有冇睇路啊！”
赔偿和保险等等问题，接着就让长辈帮我解决，第一次意识到闯祸却没有能力承担责任的感觉有多么地糟糕，父母度假回来一番斥责，接下来午夜梦回就会想起被撞车主气急败坏的神情，我也不曾主动要求开车了。
之后到北京升学，发现原来大都会不如小乡镇，这个城市的人不开车也不突兀，靠公共交通和人行道就可以到所有地方，只是这种公交人生也没有持续太久，我回到吉隆坡当一名电视记者，还是得开车。
初入职时公司政策规定，每一次外出采访，皆由记者开车载送摄影师，往返公司与采访地点，每次跟交通部门同事领过公司车钥匙，心中都会一阵忐忑，上车后必定会跟副驾驶的摄影师说明，自己不是个擅长开车的人，希望多多体谅。他们口中说好，想必是觉得我只是谦虚，但是出门口就会领教到我开车特别依赖导航，开车速度慢于常人，停车技术也一言难尽。
抵达目的地后，摄影师们什么都没说，只是采访结束准备回公司之际，他们都会主动说由他们来开车。渐渐的，每一个摄影师都主动说让他们开车，或许他们也在摄影师休息室里说过某个记者开车太慌乱，其实我一点也不介意，我感谢他们包容，反而让我不用开车，即免去了一切担忧与煎熬。
电召车司机说她看过很多女性买了一辆车，就是会踩油门，不谙汽车性能也不懂停车的技巧，他每次遇到都会很担心。
性别和驾驶能力有没有直接关系，其实我不敢断定，纵观近代的文学与影视作品，无论是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Drive My Car》还是Netflix热剧《初恋》（First Love），女主角都是稳当靠谱的驾驶人士，嵌入剧情毫无违和感。但对于曾经领教过我驾驶技术的那些人们，可能已经以我的案例以偏概全，更确定女人就是不擅开车。
电召车司机继续说着女司机的事，不晓得是积怨太深还是被伤得太刻骨，他开始有点忘形，然后说：“其实女人也未必要开车，坐电召车也好嘛，你们舒服，我们也有生意。”
我余下的车程不再说话也没给反应，我决定未来只要叫电召车，必定会按下“Quite Ride”（安静乘车）选项。
延伸阅读：张以柔专栏《以柔克刚》其他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