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百年前的新加坡报纸，一条在近打谷蜿蜒而行的铁路，以及，称不上久远的历史，都被尘封在怡保人的记忆中。来自菲律宾的纪录片导演陈奕松（Ansell Tan），历时一年，拍下《近打谷被遗忘的铁路》（The Forgotten Railway of Kinta Valley）。 二十多个小时，十四个人物。最终那段被遗忘的历史，浓缩为短短半个小时。在历史的尘埃中，陈奕松抛开宏大叙事，从底层的民生视角出发，透过矿工的日常生活与文化活动，折射出近打谷锡矿业的兴衰。 荧幕亮起时，低沉而有力的轰鸣声贯穿其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碾压过......
被太阳炙烤了整天的矿场，工人早已筋疲力尽。放置一旁的六堡茶，祛湿消暑，是他们的甘露。终于盼来放工，围着戏台听广东大戏，成为最解乏的时刻。
这是19世纪90年代矿工的一天。
1880年至1889年，马来亚霹雳州近打谷的锡产量从333吨增加至2980吨，怡保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锡都”。
锡矿业的繁荣推动了运输业的发展。1908年，英殖民政府开通了怡保至端洛的铁路支线。
直到1985年10月，国际锡市崩溃，大量矿场倒闭，采锡业从此没落。这条铁路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
嬗变与断裂：追溯一条被遗忘的铁路
纪录片导演陈奕松（Ansell Tan），花费一年之久，拍摄了《近打谷被遗忘的铁路》（The Forgotten Railway of Kinta Valley），在影片中还原了当年的景象，打捞起一座座锡矿小镇的故事。
影片中，近打锡矿工业（沙泵）博物馆副馆长周承隆有些遗憾地称，“很多人都不知道曾经有一条铁路，从怡保火车站通到端洛。不单是外国的游客完全不知道，很多当地的人都不再记得这条铁路的存在。”
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去追溯一条被遗忘的铁路？
陈奕松打趣道：“有人问，Ansell，你一定很喜欢锡矿业，一定很喜欢铁路。没有，我不喜欢。其实我喜欢人文故事。 但是怡保它曾是世界锡矿之都，如果要讲这个地方，就一定要先讲这个事情。”
陈奕松是菲律宾第四代华人，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系。其中有三年的中学时光是在北京度过，他笑称自己学会一些北京话。大学毕业后去了新加坡工作，2019年，回到太太的故乡怡保。
“我就住在这条铁路经过的第一站，万里望。”他说。
最初只是想要拍一个本地故事。在申请到ThinkCity的资助金后，陈奕松颇感意外。“我以为说他们不会去支持一个外国人拍故事的啦。但没想到我去申请，真的拿到了，就不知道给自己挖了一个什么坑。”
“很多的本地人对于自己的家乡或地方的历史，一无所知。因为八十年代锡矿业崩溃之后，许多人就被迫跳飞机去别的国家谋生。所以有一代人，他们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
上了年纪的人不会提起，年轻人也没有兴致询问。历史，似乎就是用来遗忘的。
这也是陈奕松拍摄本地故事的初衷。“我不想我的女儿，像她妈妈一样，跟自己的家乡有断裂。”
聚焦矿工 讲述“一个普通老百姓会去共鸣的故事”
故事的开始，由一张100多年前的新加坡报纸作为引子，继而贯穿全片。
1908年10月22日，一条关于铁路的报道刊登在新加坡《自由与商业广告报》上。记者细致记录下沿途的景象：“列车跨过巴里河，经过一座精美的铁桥向左转，穿过一片略带沼泽的地带。几分钟后，列车经过三英里的行程，停靠在万里望站。”
陈奕松感叹道：“当我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就知道，哦，我找到串起这个故事的一个主轴了。”
很多诉说这段历史的资料或作品，谈论的多是家世显赫的矿家，陈奕松则是从底层的民生视角出发。“我比较想了解矿工的生活，他的文化活动是如何被这个环境影响的。那条铁路，刚好不多不少，经过六个锡矿小镇，以前的人叫矿府。我们在每一个站点，讲述锡矿行业的一个侧面，就可以把故事构造的比较立体。”
16座矿镇，最后在影片中缩减为6座。分别是：万里望、拿乞、甲板、布先、埔地和端洛。火车从小镇呼啸而过，这进击的庞然大物，在来来往往中见证了近打谷锡矿业的繁荣。
在拍摄中，描绘一条铁路，或者重现锡矿行业，都是很抽象的。没血没肉。如何将人文情感注入影片中，是陈奕松最花心思的地方。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拍成一个流水账，将风干的历史注入生机，让其满血复活。
“我们希望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会去共鸣的故事，将来，能够对这个地方有长远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目标定得很高，然后就把自己弄得很累。”他说罢大笑起来。
陈奕松举例说，“就像万里望讲的是粤剧，粤剧会兴盛是因为有大量劳动阶层的人，在那边做工，所以需要给他们提供娱乐。”
万里望在1897年就已经有了一座戏台。在矿区，戏台显得分外重要。每当矿工们下班，就会簇拥在戏台。听粤剧，是劳累了一天之后最大的娱乐活动。
绞尽脑汁 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
陈奕松对于拍摄对象的选择，也非常主观。他称自己是“任性的”、“不是很科学的方式”，去认定一个受访者。
“因为平时我们是做那种电视纪录片，独立纪录片就可以任性一点了。如果你不在自己的独立纪录片去任性，那什么时候任性，对不对？所以我就好好地任性一把。”
“比较辛苦的是，要跟这十多个人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要去注意他们的动态，不要错过任何细节，时刻感受他们的情绪。”他补充说。
在拍摄第六站端洛时，原本的设定是一个海南茶餐室的老板，平日经常关照来店里的大学生。在拍摄的筹备中，老板因癌症去世。之前的准备工作也随之前功尽弃。
在拍摄布先火车路新村时，有一位89岁的布先老居民接受采访，讲述了日军强迫居民拆除铁轨的故事。其实这位受访者是甲板前村长的家公，也是在走访中，无意间听他提及这段历史。
“如果我们没有去拍这个故事的话，可能她的家公永远不会提起。”
拍摄中最大的挑战，除了对拍摄对象的选择，还有收集和查找资料。说到这，陈奕松长吁一口气，无奈说道：“纪录片毕竟是一个视觉的媒介嘛，你不能光讲啊，没有什么视频，不要说视频，就是照片都没有。”
“那条路线我上上下下走了50多遍了，因为我想说可能还有什么痕迹，它（指铁路）存在过的痕迹，但，是铁的都被卖了，是木的都烂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甲板跟布先的照片，剩下的车站都完全找不到照片，不要说火车站了，连这些小镇的老照片都找不到。”
影片中的多数资料都是在国外的档案馆找到的，或者来自私人的收藏。作为主轴出现的报纸也存放在新加坡的档案馆。“我们甚至找人去英国的档案馆，去翻实体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得到照片，但是就算有，也就是非常流水账的东西，对故事其实没有什么帮助。”
陈奕松更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霹雳万里望中华慈善剧社“挖宝”，他在网上查阅到剧院曾有一件价值连城的戏服，翻遍仓库，一无所获。
他绞尽脑汁，设法弥补影像资料的不足。听从朋友的建议，从声效的角度把火车的存在感建立起来，也就是影片中一直贯穿的轰隆轰隆声，将这条从头到尾都未出现的火车呈现出来。
“它是一个长青的故事，什么时候放映都不会过时”
“怡保还在搵食的阶段。你问怡保人，怡保有什么？吃。”这是陈奕松在怡保居住5年的感慨。他认为“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身份”，先去认识自己的城市，再去谈发展。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火车有存在过。当我说我要拍这个题材，他们说有吗？他们知道那些小镇，可是都不知道曾经有火车站。甚至更荒谬的是，我去到当地走访，本地人会很坚持的跟我说，这里没有火车站，在Batu Gajah，你弄错了。”
“我会觉得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失败，这条路线其实是很重要的，它对早期工业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它曾经是全马来亚最繁忙的乘客线。”
陈奕松称这个纪录片“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但应该是我最任性的一个故事”。他也表示这不是一个很浅白的纪录片，因为它什么时候放映都不会过时，是一个长青的故事。
“其实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多，所以可能抛了很多问题出来，但没有给答案。希望观众看了之后，会对这个话题有更多讨论。”
在拍摄完成之后，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自己的作品时，陈奕松回忆道，“太多的情绪混杂在一起，会跟它有点距离。”他也借此希望改变马来西亚观众对于纪录片的刻板印象。他说，马来西亚观众对于纪录片的想象很有限，说到纪录片就会想到沉闷的、无聊的、历史的、政治的题材。纪录片也可以有电影感。
片尾，周承隆感慨着霹雳州曾经的辉煌，和曾经夜夜笙歌的怡保人。而如今，它落寞下来。他深情呼吁着远去的游子，找回先前的开荒精神。
荒芜的，何止是脚下的土地。被遗忘的，又何止是一条铁路。
